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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路上讲规矩:“六条规定”防党内松懈

发布日期: 2019-04-16 来源:

向贤彪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站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如是说。
  时间追溯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麻痹、松懈情绪,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六条规定”:一、不做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简简单单的六条,看似朴实无华,却内涵丰富、实在管用,它照鉴了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情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虽然那些定规矩的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们身居高位却从不摆架子搞特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伟大人格,仍旧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巨大精神力量。

最严家规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分配到西柏坡附近的农村开展土改工作期间,与刘谦初烈士的女儿刘思齐逐渐产生了感情。当岸英第一次找到父亲说“两个人准备办理结婚手续”时,毛泽东得知刘思齐还未满18周岁,就坚决地表示“不行,差一天也不行”。后来,岸英觉得自己都快27岁了,当时岁数不够结婚的人也有不少,于是又找到父亲。毛泽东大声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一言九鼎,掷地有声。乍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大爱。毛泽东的亲情,不是谋私徇亲、沾亲带故的狭隘小爱,而是一种守住公与私分界线、吃透严与爱辩证法的大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对家人浓郁的爱化作了严格的家规,点点滴滴铸就红色家风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制定了“十条家规”,包括“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许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要炫耀自己”等内容。“十条家规”的核心要义是不搞特殊。家规虽为家事,却展现了周恩来严守党的纪律的崇高境界。
  刘少奇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他从来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把他们看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孩子一向严格要求,绝不让他们搞特殊化。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刘少奇把三个孩子送到学校寄宿。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学校伙食差,有时还吃不饱。看到孩子们因缺乏营养脸色难看,身边工作人员很心疼,建议把他们接回来,刘少奇硬是不同意。
  陈云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的家规: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还特别给工作人员交待,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这种严格的家教深入每个家庭成员的心中,连他的小孙子也常说:“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
  家规、家风体现着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风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家规、家风,底色是鲜红透亮的,不染杂质,体现着党的信仰、宗旨和作风。干事业铁马秋风,爱子女铁骨柔情,正是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彰显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

最美情怀

  1957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到昆明视察工作。云南省委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发现他每天吃的都是豆荚、苦棘花、青蚕豆等素菜,伙食费用大大低于规定标准。为保证营养,厨房第二天专门加了一个菜——燕窝炖鸽蛋。朱德见后眉头直皱:“我们每天吃得很不错了嘛,群众能这样吗?”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身居高位,却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正是这种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1949年10月1日,在乌鲁木齐万人庆祝解放的游行中,彭德怀看到有群众抬着一张自己的画像,他的两道浓眉拧了起来,对身边的人说:“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说罢,他大步走下主席台,扯下了自己的画像。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到山洞看望战士时,看到自己的照片被挂在山洞墙上,立即令人把照片摘下来。
  1955年,贺龙到青岛第四海军学校视察。中午,学校请贺龙到饭堂用餐。偌大一个饭堂全腾了出来,师生们却聚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圆圈吃饭。贺龙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向蹲着吃饭的学员们走过去:“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吃。”一旁的苏联高级顾问大惑不解:“元帅怎么能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呢?”贺龙哈哈一笑:“顾问同志,这可是我们中国军队的传统啊!”
  1978年,广东惠州一位名叫麦子灿的机关干部,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向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二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对这封措辞尖锐的批评信,习仲勋给予充分肯定,亲自写了回信,还与来信一起转发全省。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起来。”寥寥数语,饱含赤子情怀,彰显博大胸襟。

最高自律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总是说:“凡事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刚进北平城时,后勤部门花了很少一点钱维修了住所的窗户。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时,他的身体不好,住所又紧邻着大街。组织上替他选了一处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他说:“那个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来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处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一直到他逝世,都是住着原来的房子。
  “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极大的耻辱”这几个字,字字千钧,是老一辈革命家心底的“雷池”。他们始终牢记公仆身份、党员本色,高度重视剔除特权思想,旗帜鲜明地与各种特权现象作斗争,以“一丝一毫不能特殊”的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希望他在私事上“关照关照”。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并说:“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他还给亲友们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195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率工作组,到湖南攸县上云桥乡蹲点。谭震林在1930年秋率部攻占攸县县城离开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当他到县城以后,县委决定将他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招待所里,另开“小灶”,指派专人做服务工作。谭震林知道后,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回乡蹲点不是“衣锦还乡”,决不能搞这样的“特殊接待”。在历时43天的蹲点中,他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乡亲们亲切地说:“震林没有变,还是当年闹革命时的那个样!”

最廉风范

  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成员能否遵章守纪,不搞特权,关乎人心向背、民心得失、事业成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的“六条规定”中,“不送礼”赫然列入其中。对此,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守本分、严纪律、讲规矩,不仅清廉风格值得称道,其表现出来的“拒礼”艺术也值得长久品味。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往洛阳龙门石窟,看了宾阳洞后,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当他得知这是魏碑拓片时,就问:“一套多少钱?”负责销售的服务员告诉他一套500元。周恩来扭头问身边的秘书带了多少钱,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这一情景被陪同的地方领导看见了,就向周恩来提出:“我们送您一套!”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周恩来反复看了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总理廉洁奉公的精神所感动。
  邓小平曾说过:“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回顾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程,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养天地正气,引万众归心。“那些为共同目标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
  “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是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对“六条规定”作的逐条点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如磐石。如今,与“六条规定”一脉相承的“八项规定”,让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让我们党在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国外局势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肩负起人民的重托,书写出合格的答卷。然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无论是“六条规定”还是“八项规定”,都如明灯高悬,警钟长鸣,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靠自我革命,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铸就“大党的样子”。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之路”远未结束,同志仍需努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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