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终身学习的刘少奇

刘宝东

　　刘少奇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成长为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卓越贡献的伟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高远的学习志向和一生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高远的学习志向，决定了他学习不是为了单纯的学理研究或是取得一纸文凭、谋个好职位，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精神，使他不停地钻研和思考，不断地获得新知和智慧，因此也就比别人站得更高些，看得也更远些，最终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聪明的“小书柜”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刘家祖辈即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著称，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读书明理，为人忠厚，希望子女读书受教育。1906年，刚满八岁的刘少奇，被父亲送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上私塾，照例是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1907年，又换到了罗家塘私塾，读了《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1908年，转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1909年，又到离炭子冲十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1910年，转到红米冲上私塾；1911年，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为克服学费等困难，从8岁到13岁，刘少奇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换私塾读书，差不多一年换一个地方。年少的刘少奇，举止沉稳、专心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刘少奇的私塾同学李桂生曾回忆道：“刘九记忆强、理解快，老师点的功课，布置的作业，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单字认得多，考试排第一。他读书很专心，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最重要的是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
　　在刘少奇学习的众多私塾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洪家大屋私塾。洪家是科举出身，数代为官，为了教育子女，请来的塾师是上过师范学校的杨毓群。洪家女子不缠足，可以同男子一起上学，这给刘少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他感到新鲜的是，杨先生不像别的教书先生那样只让学生呆板地背诵“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术、自然地理等常识课程，而且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寓言故事、奇闻轶事，刘少奇感到十分有趣。尤其令刘少奇兴奋的是，洪家大屋藏了很多书，虽然大部分是古书，但也有《世说新语》《古今传奇》《西游记》等“杂书”，在家里父亲是禁止他看这些书的，在这儿却可以不受限制地阅读。但是，刘少奇的父亲却对洪家大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很不满意，当他得知这位杨先生不好好教“四书五经”，而是给孩子们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寓言时，很是反感，决定让儿子转学。
　　离开洪家大屋后，私塾枯燥单调的学习内容已不能满足刘少奇的求知欲望，而塾师陈旧的思想、呆板的教学方式也使他感到厌烦，他毅然从私塾退学，决定自学，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成为远近闻名的“读书狂”。刘少奇最常去的地方是与他家仅有一山之隔的首子冲——同学周祖三的家。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日本弘文书院留学，回国后在长沙、厦门等地教书办学，是位思想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周家的书斋中有很多报刊书籍，既有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教科书，又有当时流行的报纸、杂志、政治读物和一些新小说、新剧本。刘少奇发现后，如获至宝，经常到周家看书，有时将书上内容还抄写在读书手册上。周家大人见刘少奇勤奋好学，很乐意他来家里和周祖三共同读书学习，这为刘少奇读书提供了很大便利。他经常一头扎进周家书房，一坐就是半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入迷的刘少奇都没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因为刘少奇排行第九，又好读书，从此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叫“刘九书柜”。正是这几年的苦读，使得刘少奇眼界大开，看到了一个缤纷的世界。虽身处偏远山区，但他对中国和外国的大事有所了解，对一些新知识也略知一二，并且从小养成了喜读书、勤思考的学习习惯。
　　当刘少奇在家一心苦读之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变革，像层层涟漪传导和波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青年刘少奇也深受震动。1912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深受启发。在他再三坚持下，姐姐帮他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以示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政府的反对。
　　风起云涌的革命、急剧变动的社会，使刘少奇对封闭的农家生活、单调的私塾教育越来越不满，他决心到外面的世界，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在征得家人同意后，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编入第十一班。玉潭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学校教员中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居多，思想进步，学校风气民主、开放。从传统私塾进入到新式的“洋学堂”，刘少奇眼界开阔了许多，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他格外珍惜，读书也十分刻苦。在三年的学习中，刘少奇学习了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对数学、史地、国文尤感兴趣，考试成绩常得第一。他不偏科，爱好广泛，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武术等体育活动，闲暇时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玉潭学校订有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报纸，刘少奇一有空就悉心阅读。在玉潭中学读书期间，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是他积极参加声讨袁世凯的行动。1915年5月，在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玉潭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罢课游行，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这是刘少奇第一次投身到爱国的群众性运动之中，打破了他的平静读书生活，启发了他的思考。
　　1916年夏，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随后考入驻省宁乡中学，入学后他直接“跳级进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在落下一年多的功课中，数理化课程尤其困难，但刘少奇经过半年努力，到期末考试时，各科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实现自己投笔从戎、以武报国的理想。1917年3月，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刘少奇立即结束了在驻省宁乡中学的学业，前去报到入学。长沙陆军讲武堂学制是一年半，前半年主要是补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文化课程，接着再学军事课程。孰料世事多变，军事课程刚学习一月余，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被战火烧毁，留下一片断壁残垣。不久，皖系军阀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解散了讲武堂。刘少奇也只得离开长沙，回到炭子冲老家。

远赴他乡取“真经”

　　从长沙回到炭子冲的一年里，刘少奇复习和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准备报考大学。此外，他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等历史书籍。同时，他还起早贪黑地向人学习武术拳脚，锻炼身体，做好闯天下的准备。经过一年的“蛰伏”，1919年夏，刘少奇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到北京。此时的北京正经历着五四运动革命风暴的洗礼，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追求真理的人士云集于此，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点竞相传播，相互之间还开展着热烈的辩论，这一切使刘少奇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结果。”
　　到北京后，刘少奇决定留下读大学。经过选择，他报名参加了几所大学和军事院校的招生考试。不久，刘少奇接到了北京大学和陆军兽医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一打听，得知北京大学的学制长且学费贵，超出了承受能力，而军事学院的兽医学，他又着实不感兴趣，犹豫再三，刘少奇最后不得不“放弃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恰在此时，他了解到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是经人介绍，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为出国做准备。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颇具声望的私立学校，该校曾经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的秘密活动场所，有着革命传统。学校里民主氛围浓郁，学校教师对待新事物持开放态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学生可以随便翻阅。学校图书馆中，还有不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情况的书籍报刊，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刘少奇就是在此读到的。这一切，都对刘少奇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纷至沓来的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越来越进步，视野也越来越开阔。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三个小房子，一个五马力的发动机，三部车床。我们一班六十个人，上午上四小时课，下午做四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好了，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五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