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小交通”欧阳立安

　　“中国一团黑，悲嚎不忍闻。愿为刀下鬼，换取真太平。”欧阳梅生烈士这首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诗句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初心使命。他的妻子陶承写了一本风靡全国的革命传记作品《我的一家》，记录了这对革命伉俪及五个子女为革命前仆后继的英雄事迹，震撼了无数读者。

　　大革命失败前后，欧阳梅生一家居住在汉阳龟山脚下莲花湖附近泗湾的一座小楼内，他们的家也是当年中共汉阳县委机关所在地。欧阳梅生一家居住的这座小楼，光看外表，是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陶承作为主妇，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家庭”的安全。同志们睡了，她就替他们望风。深夜里听见可疑的脚步声，她马上爬起来检查收藏密件的地方，再到屋前屋后转上几遭。哪个同志外出，要等门，没回来，她就坐到天亮。

　　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下，古灵精怪的欧阳立安形成了随时保守党的秘密的行动自觉。当陶承望风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会跑过来悄声说：“妈妈，你走吧，让我看着。”陶承收藏文件的时候，他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放哨。一旦外面有人嚷嚷，就会很警觉地跑出去打探，不一会儿回来说：“没事儿，卖菜的短了秤，跟人吵架呢。”做完一件这样的事儿，他就会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有一天，欧阳梅生把他叫到跟前，问道：“这里有两封要紧的信，派你去送，办得到吗？”“办得到！”欧阳立安欣喜若狂。在小家伙的心中，终于有重要的革命任务要交给他了。临行前，欧阳梅生嘱咐道：“这可不是打弹子。路上不要贪玩，不要多事，天黑以前赶回来。你知道去鹦鹉洲的路吗？”“我知道。”欧阳立安点点头。随后，欧阳梅生告诉他地点和接头人的名字，并把包糖纸大小的信件拿了出来，再次嘱咐：“遇见盘查，要把它毁掉，不能落在外人手里。你打算放在什么地方？”欧阳立安答道：“放在帽檐里行吗？赵大叔就是放在帽檐里。”他说的赵大叔，是常给这里送信的交通员，昨天被抓走了。为确保安全，欧阳梅生告诉儿子：“不行，要放在这块糖里，遇见敌人，就把它吞掉。”

　　收拾完后，欧阳立安就大踏步走了。陶承这时有些后悔了，思忖着外面这么紧张，不该让个孩子闯来闯去。出了危险，该怎么办？欧阳梅生却说：“现在大人的行动，更引人注意；况且一时也找不到交通员。信不能不送！”

　　话是这样说，一家人还是为欧阳立安捏了一把汗。到吃饭时间，还不见他回家，欧阳梅生就快沉不住气准备出去寻找了，气喘吁吁的欧阳立安跑进屋子说：“路上又杀人了，不准通行，我是绕路回来的。”虽然回来晚了让家人担心，但陶承并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的勇敢。疲惫不堪的欧阳立安向妈妈倾诉：“妈妈啊，真太惨了！他们杀的是什么人？一个妇女还怀着孩子。妈妈砍死了，小孩还在肚子里乱动。过路的人看见也哭了。陶承望着儿子，坚定地说：“他们作孽的日子长不了。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清。”

　　由于小孩子不引人注意，欧阳立安很快就成为“正式的”交通员了。每天，他会把党报和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出门前，陶承把《大江报》折成很小的长条，围在孩子的棉裤腰间，用绳子捆结实，外面把棉袄盖好，一次捆八张，分送到八个地方。

　　腊月里，寒风刺骨，大雪没过脚踝，欧阳立安行走在冷风中，一天来回几次渡过汉江，到江对面的鹦鹉洲，把报纸和文件送到工人住宅区。一天跑十几里路，欧阳立安对鹦鹉洲一带非常熟悉，每所房子几乎都进去过，跟每个工人都打过交道，成了那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回来，都带回点好吃的东西，都是工人们送他的糖果麻花之类。他舍不得吃，带回来给弟弟妹妹吃。只有一件礼物，他自己留下了，那是一个叔叔送他的一对小斑鸠，褐嘴巴，黄眼睛。他编了一个竹笼，将它挂在屋檐下。

　　可是，下次再去，那个叔叔已经不在了。欧阳立安推开虚掩的房门，就听见有人吆喝：“站住，干什么的？”墙角冲出一个人，用枪指着他。欧阳立安愣住了，但他马上镇静下来，灵机一动，说：“我来收豆腐钱……”“混蛋！”这人打了他一个嘴巴，“谁欠你豆腐钱？”欧阳立安顺势哭着嚷开了：“你不讲理！我爹病了，叫我来收十八号的豆腐钱，呜呜，你不给，还打人……”“妈的！你瞎眼了，这是十七号！再不滚蛋，老子崩了你！”欧阳立安趁势退了出来。因为担心再次遇到敌人引起不测，他赶紧跑到僻静的地方，把文件处理了。随后，他再机警地来到十七号门前，在墙壁上画了个警号。

　　孩子的表现得到欧阳梅生的表扬。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做得好！遇见敌人就得随机应变！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得到爸爸的表扬，欧阳立安对交通员的工作更有热情了。

　　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欧阳梅生及其子女，前赴后继，为党工作。长子欧阳立安、次子欧阳应坚、三子欧阳稚鹤相继为革命英勇牺牲，他们的英雄壮举成为江城武汉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