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外传来好消息

　　姜术堂又一次出现在鹞落坪。

　　便衣队怀疑此人是受敌人派遣，前来刺探情报的，将其捆绑起来，有人甚至主张杀掉他。姜术堂申辩自己是从北方来的，找何书记有要事汇报。他满含委屈地说，自己在这座山上转了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来了，想跑也跑不掉，等见了特委书记何耀榜，那时再杀也不迟。

　　便衣队员见姜术堂说的在理，将他送到大岗岭。

　　何耀榜见姜术堂回来了，十分高兴，忙叫他谈谈山外的情况。姜术堂说他到汉口没了解到什么消息，又坐车到了郑州。郑州是他的老家，碰到了很多同学，他们说，西安事变后释放了蒋介石，红军在西安设了联络处。

　　何耀榜忙问：“你是听一个人说的，还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呢？”

　　“郑州的商人和老百姓都这样说，河南的报纸上也登啦，我还带来了一份。”

　　姜术堂取出一份报纸，把有关国共合作的消息念给何耀榜听。

　　关于国共合作的事情，何耀榜倒是听到过一些，也是将信将疑。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指示，他还是不能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

　　姜术堂又说，郑州有一个党的地下特委，只要何耀榜写个介绍信，他就可以想办法跟这个特委接上头，然后可再找党中央请示。

　　何耀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一定要找到红二十五军，找到党中央！”

　　当天夜晚，何耀榜同特委委员徐文初商议，决定再派姜术堂去西安，找到红军联络处，聆听中央指示。特委给姜术堂写好了介绍信，叫他第二天立即出发。

　　形势变化，扑朔迷离，我们应该怎么办？何耀榜十分焦虑。

　　西安事变，蒋介石虽然被迫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骨子里一心想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回到南京后，他背信弃义，暗地调兵遣将，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他们四处张贴悬赏布告：活捉高敬亭者赏洋五万，活捉何耀榜者赏洋二万；报告高敬亭行踪者赏洋一万，报告何耀榜行踪者赏洋八千。

　　大钢岭和鹞落坪，成了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

　　为了等候姜术堂的消息，何耀榜带着警卫队和特委机关的八十多名同志，在大钢岭至鹞落坪的山沟里，坚持了四天四夜，连附近的野菜都吃光了。

　　就在他们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又全部开到鹞落坪、大钢岭修炮楼、筑工事，并对一条条山沟，一座座山头仔细搜查。见到野菜就铲除，见到溪水就下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山沟里再也呆不下去了。

　　得知战斗一营和国军周旋了九天，也没有打出敌人的包围圈，何耀榜十分着急。他认为战斗一营是根据地的一支主力，一定要想办法打出去，不然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何耀榜决定自己去一趟，指挥战斗一营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我去。”有人挺身而出。何耀榜定眼一看，是手枪二队队长于启龙。

　　于启龙在上次战斗中负了伤，双手成了残疾，伤口还缠着绷带，一直跟着特委机关养伤。他看到部队处于险境，对何耀榜说：“何书记，你不能走，特委的工作需要你来领导，请同意我去。”

　　这样艰巨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伤病员呢？可想到姜术堂会带来中央指示，何耀榜只好下定决心：“于启龙任一营政委，徐文初任特委代表。你们打出去后，到桐城、舒城组织一个指挥部，保存好革命的种子。”

　　敌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在鹞落坪一带修了一百多个炮楼，大大小小形成了17条封锁线。在到英山70里的山路间，修了50几条封锁线。鹞落坪不能呆下去了，他们只好向潜山、太湖边转移。

　　苦苦等待了近一个月，哨上终于有人来报告，鹞落坪山上爬上来了三、四个人。

　　“果然是姜术堂回来了！”一见到姜术堂，何耀榜十分激动，忙带着他们走进草棚。没有灯光，何耀榜就地取材，找来一个破瓷碗，倒上油，随后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做灯芯，然后要大家坐了下来。

　　何耀榜迫不及待地问姜术堂：“找到红二十五军没有，找到党中央没有？ ”

　　姜术堂说他没有找到红二十五军，但找到了红军办事处。办事处没有给他写信，只是叫他带回来几份重要文件。姜术堂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掏出文件，递给何耀榜。

　　“为什么没有信呢？”何耀榜感到棚子里闷得发慌，顺步走出草棚，姜术堂跟着何耀榜走了出来。

　　何耀榜又问：“你在红军联络处见到了哪些人？

　　姜术堂向何耀榜详细地叙述了去西安的经过。

　　姜术堂带着特委的信到了郑州，找到地下党设立的一个联络点。他们看了介绍信说，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人都到西安七贤庄去，在那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姜术堂又坐火车到了西安，在七贤庄找到红军联络处，林伯渠主任接见了他。4天后，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召见他，询问了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叶剑英给了他一些文件，并说蒋介石用很大的兵力想把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区的游击队歼灭，歼灭不了也想打垮一部分，红二十八军要尽量设法和国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有规定。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围歼。谈判时，红军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的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叶剑英强调，要使干部认识到谈判是为了团结抗日，绝不是向国民党方面投降。他要姜术堂告诉何耀榜，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好派一个干部来，实在派不出干部，也要把鄂豫皖地区的部队和党的力量，特别是目前的情况写一份较详细的报告送来。

　　听了姜术堂的介绍，何耀榜又回到草棚子里，让徐文初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这些文件是中央书记处印发的，是对“西安事变”应有的认识，国共谈判的意义、办法和条件等。何耀榜考虑到高敬亭还在鄂东，派干部出去比较困难，便决定写份报告，让姜术堂送到西安去。

　　根据中央指示，国共合作谈判没有异议了，可鄂豫皖地区的问题，应由高敬亭决定。但是，卫立煌的部队占领了黄冈，切断了皖鄂边区和鄂东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派部队去找高敬亭，不仅来回要用相当长的时间，何况目前身边也没有部队可派。

　　大家的意见还是派姜术堂带着报告尽快去找党中央，由武汉坐飞机去西安，请党中央派人来。何耀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他们找了一些明矾，化成水，用毛笔在土法造的草纸上写下给党中央的报告，交给姜术堂，并派人护送他通过封锁线。同时，找高敬亭联系的交通员也出发了。

　　以往，中央给鄂豫皖根据地的指示，都是通过潜山工委转来的，为进一步了解国共合作谈判的具体精神，何耀榜布置好便衣队的工作，又去找到了潜山工委书记吴云霞。

　　“收到中央指示和文件快一个月了，我向鹞落坪爬了三次，都没找到你们，真急死人的！”一见到何耀榜，吴云霞迫不及待地说。

　　吴云霞取出三份文件，交给何耀榜。何耀榜仔细一看，这三份文件和姜术堂带回的完全一样。

　　中央指示各地红军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何耀榜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大。红军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他们长期在深山老林里战斗，对外面的情况知之又少，和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打交道，定有不少困难。在革命队伍内部，很多同志一下也转不过弯来。听说何耀榜想和国民党谈判，有人当即拿出枪来，要敲掉他的脑袋。

　　何耀榜回到特委机关，有人向他报告：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过来了。

　　听说高敬亭过来了，何耀榜百感交集，又喜又忧。喜的是，有高敬亭在，红28军的一些重大事项可立即确定下来；令他担忧的是，高敬亭是否理解中央的指示？听姜术堂讲，党中央先后三次派人到鄂东北，传达国共合作的指示，高敬亭竟然将他们杀害了。

　　就是被高敬亭杀害，也不能影响党和红军的事业。再说高敬亭是上级，他来到皖西，不能不向他汇报工作。何耀榜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定立即去找高敬亭。

　　听说何耀榜来了，高敬亭从黑布抬子上起来，一把抱住何耀榜，好长时间没说出话来。看着军政委突出的颧骨、深陷的双眼、疲惫的眼神，何耀榜知道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军政委和大家一样，也吃尽了不少苦头。

　　“军政委 ，我把皖西这半年来的情况汇报一下？”何耀榜说。

　　“不用了，这里情况我已经清楚了！”

　　“这是中央送来的指示。”何耀榜说着，把手中的文件递给高敬亭。

　　高敬亭接过文件，简单地翻了一下，然后说道：“谈判可以，但不能投降。这个文件我看过，不过不是中央送来的，是鄂东北党组织送来的。他们前后送来三次，我都没有给中央回信。”

　　“如果确定谈判，哪个地方比较合适？”何耀榜问。

　　“今天晚上，给卫立煌写一封信，明天派人送到附近的岳西三区，请他们代转。其他具体问题，你去布置。”高敬亭说。

　　千呼万唤，大别山地区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