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没有这样的反革命

　　七里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红二十五军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肃清内部反革命本是一项重要的斗争，可鄂豫皖省委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肃反扩大化，在鄂豫皖根据地由来已久。中央分局成立后，张国焘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肃反运动推向高潮。一批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相继含冤而死，鄂豫皖苏区总工会秘书长郑新民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在鄂豫皖主政时期，沈泽民任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为推行张国焘的“肃反”政策，提出过一套“左”的理论。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他秉乘这种“左”的错误，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政策，既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也给自己的人生投下了厚重的阴影。

　　旷日持久的七里坪战役，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指战员难免流露出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有些牢骚和非议，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省委主要领导不从指导方针上找原因，反而认为广大指战员思想右倾，导致战斗力下降。谁对组织上提出批评和意见，谁说过几句牢骚话，谁犯过一次纪律，以至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话，往往被认为是在搞反革命活动。

　　红二十五军肃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有些负责“肃反”的领导干部，动不动就将部队集合起来，在队前进行点名“肃反”，并采取无中生有，察言观色的作法。假若发现什么人神色不对，或流露出恐惧表情，就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一个人被逮捕，与之接近的人也被逮捕；一个干部被怀疑，其部属也被怀疑。

　　起初，何耀榜对情况不甚了解，只是按上面的部署一心一意打仗，尽职尽责地筹粮。撤出七里坪后，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师长徐海东也受到怀疑和审查，他开始意识到张国焘的肃反政策又在死灰复燃，对红二十五军的前途忧心重重。

　　为解决“粮荒”，红二十五军开到麻城、光山交界地区筹备给养。部队一边打粮，一边恢复体力。何耀榜发现在鄂东北各地筹粮越来越困难，每次出动收获甚微，甚至还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天打粮回来，师政委主持会议，以教训的口气对何耀榜说：“如今，我们可不能只想到打仗、筹粮，还要看到二二二团内部严重不纯啊！”

　　何耀榜不喜欢这个政委，动不动拿肃反来吓唬人。当他听到政委说“不要只想到打仗”时，不以为然地回敬了一句：“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军队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

　　“内部不纯，怎么打仗？打起仗来会有人在背后开黑枪的。”师政委脸色一沉，更加严肃地说“何团长，要注意内部的反革命！”

　　会议结束后，何耀榜没能回到自己的部队，而是被保卫局当成“反革命”隔离审讯。晚上，他被审讯队员吊在屋梁上拷打审问。昏暗的油灯一闪一闪，照得脸上的血痕红中透紫。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他认为自己完全不可能，怎么也沾不上。他几乎要狂喊“冤枉”！但又转念一想，既然他们把我抓起来，倒要听听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过？

　　“说，谁介绍你参加的‘第三党’。”审讯队员大声问道。

　　“我没有加入第三党，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党。我只知道是郑新民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郑新民就是‘第三党’。”

　　“我对他最了解，他不可能是‘第三党’。”

　　“他不是，怎么在新集被处决了。”

　　“我认为是冤枉，是错杀。”

　　“你不是‘第三党’，为什么开始能筹到粮，后来就筹不到粮了？这不是‘第三党’的消极对抗又是什么？”审讯队员强词夺理，道出了何耀榜的罪名。

　　何耀榜不承认自己是“第三党”，反说郑新民被错杀，这在当时是天大的罪过，他又被审讯队员吊起来打了一顿。

　　“徐海东知不知道你参加了‘第三党’？”师政委在一旁有意问道。

　　“他只指挥我打仗，我的组织关系在师部！”随后，何耀榜不停地重复着：“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

　　碰巧，徐海东检查岗哨路过这里，听到政委的问话，怒火直往上窜。他快步走进审讯室，尽量克制自己：“何团长我了解，是从地方苏维埃走出来的干部，我们经常在一起打仗。他作战勇敢，听从指挥，我能担保他不是反革命！你看看，他一点口供也没有。”

　　“你不懂，真正的反革命，都是死硬派，没有一个说实话的。”

　　“他参加了什么组织？”

　　“有人供他是‘第三党’。”师政委冷冷一笑：“肃反是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是政治委员的职权，你少管闲事！”

　　徐海东见政委怎么也说不通，反而大耍权势，于是冲着政委喊了起来：“不打招呼，随意把我的团长抓走，还要逼供出我也是‘第三党’。我们在前方拼死拼活打仗，你却在后方千方百计找岔子，有本事到前线去指挥战斗，莫在后方整自己的同志！”

　　见徐海东怒吼，政委只好软下来说：“发什么火呢，我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既然你了解何耀榜，相信他，那就不杀，先关起来，让他劳改一阵再说。”

　　徐海东救了何耀榜一命。

　　夜很深了，何耀榜浑身疼痛，无法入睡。什么是“AB团”，什么是“第三党”？他没有接触过，也说不清，道不明。他发现身边有人在翻身，也没有睡着，好奇地问道：“喂，你知道什么是‘第三党’吗？”

　　这人回答：“没有听说过！”

　　何耀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第三党”。

　　由于何耀榜是工农出生，虽然有人“供”出他是“第三党”，但没有真凭实据，最后也只能看作是怀疑对象。于是，政治保卫局把他发配到劳改队做苦工，让他接受劳动改造。

　　劳改队队员大都是被怀疑的红军指战员，他们都是“戴罪之身”，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在政治保卫局的严厉监视之下，他们搬辎重、扛枪支，运粮食，尽干累活、脏活、苦活。有的队员承受不了这样的不白之冤，时常趁黑夜溜走。何耀榜认为革命军队是他唯一的家，活着是革命的人，死了是革命的魂，无论如何不能一走了事。

　　就这样，何耀榜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物品，随部队行军作战。尽管政治上受尽委屈，生活上异常艰苦，但他认为当苦工也是干革命。何耀榜任劳任怨，总是抢着干重活，政治保卫局没发现他有任何可疑问题，几个月后又把他安排到伙夫班。

　　何耀榜背着一口大铁锅，和指战员一同东奔西走。

　　红二十五军持续了一年之久的反“围剿”斗争，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损失极为惨重，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凡是红军能坚持活动的地方，敌人除了驻兵“清剿“之外，大都实行了“移民并村”，造成大片大片的无人区，红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入冬以后，敌军采取了更为残酷的封山、搜山、烧山政策，红二十五军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险。

　　每当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就潜入深山密林之中，与敌人捉上几天迷藏。大白天敌人放火烧山，他们不能烧火做饭；夜晚听着敌人在吹冲锋号，他们也不能烤火取暖。有时情况紧急，疲劳至极，指战员只能就势卧倒在地休息一会，眨上那么一眼，就得马上振作起来，与敌人继续周旋。

　　1934年1月15日，敌三十四师、四十四师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红二十五军发起围攻。敌人来势凶猛，扬言要在腊月前消灭红二十五军。敌人所到之处，大呼小叫：“消灭红二十五军，过年也安心！

　　当时，部队要摆脱敌人已经来不及了。军长吴焕先指挥几个连队，抢占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打退敌人冲锋之后，天已经黑了。部队刚转移到老君山以南地区，敌人精减了行装，带了几天干粮，紧紧跟追而来。与此同时，敌人又调动禹王城、华家河、宣化店的驻军，从四面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又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敌人以六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红二十五军弹尽粮绝，指战员多以大刀、石头进行搏斗。何耀榜被眼前的战斗场面所感染，丢下铁锅，从身边队员手中夺过一条扁担，冲入敌阵，接连砍倒几个敌兵，夺回了两条钢枪。

　　敌人惧怕近距离格斗，就在四野放火烧山，呐喊助威。黄昏时，吴焕先把队伍集中起来，决定夜晚突围。何耀榜听到命令，大声嚷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谁怕死谁就去突围，冤死不如战死！”

　　“住嘴！“吴焕先怒目圆睁：“谁胡言乱语，就给我捆起来。”

　　军部交通队员不由分说，将何耀榜双手捆了起来。

　　情况紧急，吴焕先把突围方向和集合地点作了一番交待，随后叫高敬亭带一个营向西运动，瞅准敌人的空隙地带，先行突围，为后续部队杀开一条血路。

　　两天后，捆着双手的何耀榜来到宣化店以东的黑狗寨，赶上了自己的队伍。见到吴焕先，何耀榜上前打了一声招呼：军长，我回来了！说着，象个囚犯似的坐在一旁，听候军长的发落。

　　“给我站起来——立正！”吴焕先大喝一声。

　　何耀榜挺起身子，站了起来。

　　“突出敌人的包围就是怕死鬼，也不摸摸你有几个脑袋！”

　　“军长，我可不是反革命！”何耀榜争辩着说。

　　“谁说你是反革命，红军队伍中也没有你这样的反革命。你跟着部队突围出来，说明你立场坚定。可你违抗命令，军纪不容，你还是要接受劳动改造，继续当你的伙夫。”

　　1934年4月，活动于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与活动于皖西北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会师。根据省委指示，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全军辖两个师，共三千余人。历尽磨难的红二十五军，经过一阵苦痛之后，开始考虑新的战略方针。在吴焕先和徐海东的极力推荐下，一批曾受错误路线打击的军事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何耀榜出任二二四团副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