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粮食比子弹还重要

　　红二十五军反“清剿”斗争接连获胜，深入根据地中心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师、第三十师急忙后退，其他敌军也纷纷收缩据点，当地的反动民团纷纷逃离。一度被敌人摧残的鄂东北苏区，又渐渐复苏起来，躲在山村里的伤病员和革命群众，归队的归队，回家的回家，乡亲们笑逐颜开，到处传说着：

　　“红军大部队又回来了！”

　　“红军又打胜仗了！”

　　根据地的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参加自己的部队，红二十五军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何耀榜眉开眼笑，有一种走出困境的轻松，有一种望见了光明的喜悦。

　　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仍在统治着全党，省委收到中央发出的指令，轻敌情绪滋长起来。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在《鄂东北通讯》上号召群众“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说什么到了“大反攻时期”。省委按照党中央的指令，于4月14日发布《通告第一O六号》，把“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夺回新集、七里坪、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

　　5月初，省委作出决定，命令红25军立即发动七里坪战役。

　　七里坪驻有国民党军第十三师3个团6000多人，而且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附近的华家河、黄陂站、禹王城、河口、黄安等城镇的国民党驻军可随时增援。红军虽有1万之众，既无攻坚条件，又无围城打援的余力。同时，根据地经过国民党反复的“清剿”洗劫，人民生活困难，红军给养毫无保障。吴焕先、徐海东认为夺取七里坪的时机尚不成熟，建议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但省委主要领导人坚持要执行中央的指令，红二十军不得不按省委部署对七里坪驻敌实施包围和进攻。

　　根据省委的强硬指示，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战役开始了。七十三师部署在七里坪以东的王锡九、习家坡、石门口、郑必高至大佛山一带；七十四师部署在七里坪以北的江家榜、高庙岗、酒醉山一带；七十五师除以一个团配属七十四师置于神台岗外，两个团随军部留在七里坪东北的龙王山，作为全军的预备队。红安独立师和新组建的罗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七里坪周围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5月2日夜，红军各部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由于兵力不足，红军只能对七里坪形成半边包围。七里坪以南通往县城的公路，以西通往华家河的公路，敌人照样通行无阻。

　　4日晨，敌人一部在火力掩护下攻入红七十三师前沿阵地，被七十三师击退。此后，红军虽多次向敌人坚固设防的前沿阵地勇猛进攻，既未能占领敌人阵地，也未能给敌重大杀伤。8日夜，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袭击小悟仙山，亦未能占领敌人阵地。10日，红军攻击大悟仙山，又未能得手。21日，红军以七十四师二二0团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两个营再次进攻小悟仙山，一时占领了前沿阵地。次日拂晓，敌八十九师两个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红军猛烈反扑，红军被迫撤回。至此，红军与敌军形成阵地对峙状态。

　　进攻不成，撤退不能，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撒落在七里坪周边。

　　战役开始10天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开始断粮。起初，军政治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动员群众锅里省米，可这时群众也十分困难，力量有限。依靠根据地的支援，红军指战员虽勉强度日几天，后来还是连稀饭都难以为继。

　　部队处于饥饿状态，自然难以谈得上有战斗力。

　　“师长，我们断粮了！许多连队的锅盖都揭不开了！”何耀榜出现在徐海东的面前，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这些日子，徐海东也憋了一肚子怨气，两只眼睛急得通红。两军对垒的战场，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既是施展智慧和勇气的舞台，也可能是陷于困境和失败的泥坑。他曾两次向上建议，这个仗不能打了，可省委说这是中央的指示，把敌人赶走也是政治上的胜利。胳膊拧不过大腿，徐海东只能硬着头皮上阵。

　　何耀榜知道师长的苦衷，可部队的实际处境他不得不向师长报告。于是，他又向徐海东说了一句：“部队饿着肚子，这个仗怎么打呢？”

　　“你问我，我问谁去？”徐海东满腹怨气。闻名全军的徐老虎，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改变这种僵持的被动局面。

　　没有别的办法，红军只得一面抽调部队和地方武装四出筹粮，一面以野菜、树叶充饥。筹粮部队开始到桃花、陂孝北、罗山、光山等地打粮，这些地方红军来来往往多少次，所获不多，难以解决部队的需求。

　　5月下旬开始，何耀榜带着二二二团一面打仗，一面远离阵地去截获敌人的给养，有时还亲率部队到敌我交界地区筹粮，以便继续支撑实际上是困守的围攻。

　　围攻七里坪的军事斗争，最终成了一场粮食的较量。

　　何耀榜率部来到黄陂北部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口的小山镇姚集，这里是赤白交界区，敌来我往，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民党的乡保政权。既然是赤白交界处，也就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土豪劣绅藏有不少粮食。何耀榜带着10余名战士化装成商人进入姚集，在镇北一个小山村找到共产党员吴敬益。

　　吴敬益报告，国民党部队正在镇南乡公所筹集军饷。听到这个消息，何耀榜眼前一亮，何不以逸待劳，顺手牵羊？当晚，何耀榜与吴敬益共同研究了行动方案。

　　第二天，吴敬益带着几个“商人”到姚集镇上去看行情。他们来到街南乡公所门口，看见外号叫“黄鼠狼”的乡长黄树长，正在对着一群人训话：“国军规定的交粮期限已经到了，你们还不交粮，打算怎么办？”

　　大家沉默不语，眼中充满愤怒的火焰。

　　国民党军第13师特派员，满脸杀气地站在台上。按他的脾气，老百姓不缴粮就该晓以颜色，先抓几个带头抗粮的教训一番，但这次他克制了自己：大家为什么不交军粮，有什么难处？

　　没等特派员说完，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早交了，为什么还要交？”这位领头大喊的人，正是吴敬益。

　　随着这喊声，人们群声而起：“我们早交了，天天交粮，没完没了，还叫人活吗？”

　　众人起哄，乡长心虚，浑身哆嗦。随后，他强打精神，故作镇静，望着人群一阵奸笑：“交了！交给谁了？粮食在哪里？是不是交给了共军？”

　　特派员顺水推舟，连忙问说：“谁知道？快说！”

　　“我知道，就藏在乡长家里！”一声炸雷，掷地有声。

　　人们循声望去，见是一个商人打扮的青年人，两道浓眉，一双虎眼。此人正是化名易本新的何耀榜。

　　何耀榜分开人群，大步走上前台，站在乡长面前：国军正在同共军打仗，部队急需粮食，你却把军粮藏在家里，让我偷运到武汉卖大价钱。昨天晚上你通知我，叫我赶快运走，我已组织10余人的运输队，准备用人力车向武汉运。你把老百姓交的军饷卖到武汉，现在又来逼他们再交，天理不容。既然前方要粮食，乡长家的粮食我不买了！

　　乡长百口难辩，有苦难说。

　　这时，特派员的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奸笑：“你这个乡长胆大包天，偷卖军饷，还说什么粮食被共军抢走了，恐怕你私通共军！”说着，特派员转过头来问何耀榜：“你说的全是真的？”

　　何耀榜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可以到乡政府后面的仓库去看一看，那里堆着满满一屋子。既然是军饷，这粮我不买，定金也不要，你们去取吧！”

　　特派员怒气冲冲，直奔乡长家中，看到满满一屋金黄的稻谷，恶狠狠地对着乡长说：“盗卖军粮，欺骗国军，嫁祸百姓，该当何罪？”

　　乡长蔫头搭脑，无地自容。

　　“他还私通共军。”何耀榜又狠狠敲了乡长一棒：前天，共军便衣队打死国军征粮员之后，就藏在乡长家里，晚上是他把3个便衣队员送走的！

　　何耀榜言之确凿，乡长结结巴巴：“我……我……”

　　特派员见乡长一副窘态，更加相信何耀榜是个商人，于是把何耀榜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客人为国军立了大功，既然如此，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国军要不了这多粮食，还是卖一部分给你吧！”

　　何耀榜机敏地问了一句：“剩下的粮怎么办呢？”

　　“用你的运输队，把军粮先送到七里坪，我给你工钱，回转来再运给你的粮食！”特派员自以为是，既盗卖了军粮，又有人帮他送运军饷，两全齐美，喜形于色。

　　看看这位特派员上了钩，何耀榜故意推托：七里坪在打仗，太危险！

　　“到处是国军，共军会把你怎样！ 这笔生意做成了，后面还有更多的生意。只要和我合作，不会让你吃亏。”特派员说。

　　两人各怀心思，打得“火热”。何耀榜怕他人从中插杠子，寸步不离特派员；特派员怕盗卖军饷的事被揭露出去，也寸步不离这个“商人”。

　　第二天，太阳透过灰蒙蒙的晨雾，照着姚集的山山水水。乡公所的大院里，站了一大堆人，还放了几十辆独轮车。这些人中有何耀榜带来的便衣队员，也有吴敬益请来的民夫，数十余人组成“国军13师运输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家忙着往车上装粮食，扛的扛，抬的抬，人多劲足，不大一会便把粮食装上了车。

　　何耀榜撩起衣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对特派员耳语了几句。特派员把枪往腰里一插，命令道：“走，快走！”

　　通往黄安七里坪的山路上，插着“国军13师运输队”旗号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行进着。前面走着何耀榜，后面跟着特派员，中间插着几名扛着长枪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征粮员。这支运粮队伍行走到离七里坪还有20余里的地方，被前来接应的红军队伍截获了。

　　这批粮食，虽然暂时缓解了红军的吃饭压力，但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6月中旬，由于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病饿而死者日增，加上战斗伤亡，红军损失近半，且体质亦极衰弱。而各地敌人则乘红二十五军自困于七里坪之时，不断侵犯根据地中心区，破坏麦收和插秧。省委这才痛下决心，命令红二十五军撤离七里坪。

　　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一无所获。走下战场，何耀榜筋疲力尽，他有好多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向何人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