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心系长江第一坝

　　
　　在毛泽东的77岁主日，周恩来送来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胸前始终佩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他一生高尚品质和伟大人格的写照！
　　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周恩来竭尽自己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维护着党的团结和统一。
　　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倾注全部的精力，维系着经济建设的艰难运行。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豪情洋溢的社论，描绘了社会主义建设莺歌燕舞、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
　　作为七亿人民的“总管家”，周恩来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再明了不过的了：停工停产严重，交通运输瘫痪，人民生活艰难，国民经济危如累卵……他清醒地看到，国家必须安排一批大型建设项目上马，否则难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
　　早在1969的10月28日，国务院就经周恩来同意，批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这个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厂址的工厂，加快了建设步伐，若干年后，在湖北十堰建成了一个汽车生产基地。
　　周恩来没有忘记三峡工程。
　　1969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
　　1970年2月25日，国务院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会议印发了国家计委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冲击的林一山也被接到了会上。捧着这份报告，林一山那颗冷寂的心又激动起来，以致彻夜不眠。
　　会议开了近一个月。周恩来在会上就三峡工程讲了一番情绪激动的话：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要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把三峡工程修起来，否则，对不起党和毛主席。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对三峡工程犹豫不决。
　　60年代以后，形势迫使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战争因素。
　　1960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发生战争。
　　1964年，美国侵越战争愈演愈烈。
　　1969年，苏联在重兵陈压中苏边境之后，又越过乌苏里江中心线侵犯我珍宝岛。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如火如茶。
　　用战争的眼光来审视三峡工程，毛泽东便没有了“高峡出平湖”的诗情。此时，他看到的是一巨盆水，高悬于长江中下游的头顶，一旦被战争打翻，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9年9月，毛泽东又一次视察武汉。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向毛泽东再次提议兴建三峡工程。
　　军人出身的张体学，其风格是敢想敢干，在他出任湖北行政长官的年月里，曾促成几个重大项目上马，为湖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对于兴建三峡工程，张体学的心情是迫切的。因为三峡大坝建成，即可解除荆江大堤和江汉平原的水患，发电、航运、灌溉等多种效益，可以让湖北受益。特别是电力，湖北已捉襟见肘。这位主管湖北经济的官员如何不着急呢？
　　心情凝重的毛泽东给张体学泼了一瓢冷水：“头顶一盆水，你不害怕？”
　　看到张体学一副惊呆的模样，毛泽东才口气缓和又略显无奈地说：“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设想。”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意图后，立即收回了自己在计划会议上的那次讲话，计委的报告也从会议代表的手中收走了。
　　然而，张体学想上项目的热情并未消减。不久，他就陪同水电部长钱正英考察清江隔河岩。他想上隔河岩工程。
　　这时，长办的一位青年提了一个建议：修隔河岩还不如修葛洲坝，而且葛洲坝不像三峡大坝那样有移民问题。
　　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组成部分，位于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二三公里处，下距宜昌6公里，上距三斗坪坝址38公里，其作用是回收三斗坪以下损失的水头，调节三峡大坝以下航道水深。不过，这项工程拟在三峡工程开工以后再建或同时开工，没有先于三峡工程开工的设想。
　　这位年轻人的建议引起了钱正英和张体学的兴趣，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也积极赞成。
　　先修葛洲坝工程虽是无名小辈之言，却解决了三峡工程欲上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
　　三峡工程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来说，既是美好的梦想，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怕战争破坏，造成溃坝，不能上马，实在遗憾。而葛洲坝是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修成了是三峡工程的预演。即使遭破坏，因为水头不高，也不至于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毁灭性灾难。
　　所以，在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听取建议兴修葛洲坝的汇报以后，很快形成了一致的赞同意见。
　　就在葛洲坝工程积极酝酿的时候，周恩来飞赴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时已是1970年8月下旬。
　　夏日的庐山是清凉宜人的。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却感到一股别有用心的暗流在涌动。
　　会上，林彪一伙为实现其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演出了一场鼓吹“天才论”、要求设国家主席的闹剧。
　　久经政治风浪的周恩来对其险恶用心明察秋毫。他协助毛泽东与阴谋夺权者展开了坚决斗争。
　　9月，庐山会议结束不久，访问朝鲜归来的曾思玉滞留北京，向周恩来正式提出兴建葛洲坝工程的要求。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进行讨论，针对葛洲坝泥沙问题不好解决的反对意见，派钱正英到实地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钱正英本身就是一位水利专家，曾多年跟随周恩来治理大江大河。
　　钱正英风尘仆仆赶到拟建的葛洲坝址。
　　10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在坝址现场组织葛洲坝工程的设计研究和试验工作。
　　10月3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报告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
　　《报告》提出：“经过反复勘察，模型试验，认真研究，均认为切实可行。现建议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关于周恩来最关心的泥沙问题，报告说：“我们在现场进行了水工试验研究。试验结果：泥沙虽有些淤积，但人工可以调节、控制，对大坝影响不大，保证不淤塞、不断航。”
　　报告颇有临战立军令状的味道。
　　几乎与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向中央拍胸脯保证的同时，林一山却坚决反对先修葛洲坝。
　　周恩来一向以认真、谨慎、留有余地著称。他要听听林一山的意见。
　　林一山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
　　一是按50年代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葛洲坝工程是作配套工程在三峡工程以后兴建的。现在先修低坝，将抬高三峡水位20米，给将来三峡高坝施工带来人为的困难。
　　二是葛洲坝工程只有规划，连初步设计都没有，在一系列技术难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能仓促上马。
　　林一山的意见是理性的，透出学者的严谨与冷静。不久，中央还是原则通过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方案。
　　面对兴建葛洲坝的不同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交通部、水电部、湖北省革委会、长办以及葛洲坝临时领导小组与技术人员参加了汇报。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问到会的唯一反对者：
　　“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
　　“来了。”林一山答道。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要有战争观念，高坝大库是我们子孙的事，是21世纪的事。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同时修，形势不允许，“四五”计划同时修两个也不可能。
　　周恩来的这番话似乎是专门说给林一山听的，让他跳出纯技术思维再认识葛洲坝工程。
　　汇报会上，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葛洲坝的诸多事宜：江面有多宽？水底海拔多高？搬迁多少人？粘土岩怎么处理？船闸设计有无把握？闸门有多厚？工地上有多少入？工程批准后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周恩来再三强调兴修葛洲坝工程的难度和技术复杂性，最后说了三条：
　　一、我们只是同意这个工程。
　　二、方案要非常可靠，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三、投资要注意节约。
　　尽管林一山在会上对周恩来说，党一决定兴建葛洲坝，我就不唱反调了，周恩来还是十分重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他让林一山写成书面意见，并签上长办支持他意见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2月2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赞成兴修葛洲坝工程。信中写道：
　　“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三亿到八亿五立方米水量的下泄，宜昌到沙市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二干五百万吨左右，发电装机可达到二百零四万千瓦，保证出力八十万千瓦，时间五年可成）。”
　　“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若干年后，一位长期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认为：
　　“周恩来通过支持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意见，灵活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正确地处理了战备与工程、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的关系。”
　　所以，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指出：“修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12月25日，周恩来的信随同中央批复稿以及林一山的意见书一齐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看完林一山言辞激烈的意见书，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熟悉林一山的品性：有豪情，有自信，敢于直抒胸臆而不唯唯诺诺。5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时，他就敢于否定萨凡奇的方案，与苏联专家争论。他如此强调葛洲坝工程的难度和技术复杂性，工程绝不会顺利。
　　建还是不建，毛泽东在犹豫。他一口一口地吸着烟，不断地翻着报告，锁眉沉思。
　　三峡的梦太美、太甜了，毛泽东实在难以割舍。他仿佛又看到张体学等主动请战的迫切神态，广大群众的高昂热情、无穷智慧，……这一切又让他激动，又让他觉得胜券在握。
　　经过一夜的思考，毛泽东终于决定了。此时已是12月26日的凌晨。
　　这一天是毛泽东77岁生日。    ，
　　看着桌上一叠兴建葛洲坝的文件，毛泽东感觉到那是周恩来送给他的一份美好而沉甸甸的礼物。
　　毛泽东挥笔写下如下批语：
　　“赞成兴修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对于毛泽东的批示，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一个正确的工程批示，批准的不是工程的设计而只是一个文件设想，是把希望寄托在重新修改设计上；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在生日当天作批示，是对兴建葛洲坝工程最大的信任和鼓舞。
　　1971年元旦，十万人举行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人们高举着“赞成兴建此坝”的巨幅标语，群情振奋。葛洲坝工地沸腾了。’
　　工程指挥部也为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将这个工程的代号定为"330"。
　　那是一个可以用主观政治热情代替客观科学态度的年代。工程“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开工三个多月，各种问题便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
　　针对葛洲坝工程的设计、施工，周恩来不断地敲着警钟。但葛洲坝工地的激昂情绪，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已控制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