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砥柱中流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周恩来劝不住执拗的毛泽东
　　
　　历史进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广袤的神州大地席卷起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
　　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观设想是从上而下鼓动群众起来“造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这件毛泽东自以为是的平生第二件大事，却被历史判明是他平生之一大错。领导者的错误发动，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乘机兴风作浪，这场运动便成为陷整个中国于空前浩劫的十年内乱。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对这场骤然兴起的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他是在风尘仆仆地忙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
　　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
　　周恩来曾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可他还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消除我们的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
　　于是，周恩来便在运动中努力紧跟毛泽东。虽然“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他仍然有一个信心和认识，这就是知过必改，努力赶上。
　　但是，周恩来不能不正视党和国家已经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严峻现实。
　　50年前，18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时，曾写下一首气吞山河的七绝：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50年后，68岁的周恩来面对党之将亡、国之将倾，又道出四句气薄云天的壮语：
　　
　　我不入虎穴，
　　谁入虎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周恩来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之关键。他已经下定决心：忍辱负重，与人民共命运；苦撑危局，挽狂澜于既倒！
　　1967年7月12日，下午。北京。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正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中央文革碰头会。自从2月份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作“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文革碰头会便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会议仍然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脚步不停地走进会议室，紧靠周恩来坐下。周恩来的另一边坐着杨成武，他此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开宗明义，宣布他的战略部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叫作文化大革命。”
　　会议室里只有一片笔尖在纸上摩擦的沙沙声。不待与会者领会这最新指示的全部内涵，毛泽东又说话了。他侧望着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语气比刚才轻松了许多：“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
　　杨成武点点头，用眼瞟了一下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杨成武的意思。几天前，他就听杨成武讲过，毛泽东曾几次说：“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水好哟！”他知道毛泽东是要到南方视察，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可现在怎么能去呢？他曾委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的今天，中国真正“天下大乱”了。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本想通过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来稳定局势，可在北京出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又涌起一股乱军武斗恶浪。
　　就拿武汉来说吧，1月份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的权，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武汉军区派出支左部队介入以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却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攻击。鉴于军事机关屡遭冲击，人民解放军遭到诬蔑、谩骂、围攻甚至绑架，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逮捕了其头目朱鸿霞等人。后来，根据“军委十条命令”，武汉军区释放了朱鸿霞等主要头目以外的其他被捕人员。这时，另一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以“工总”和“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两派组织观点严重对立，不断发生冲突，直至发生大规模武斗。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他在寻找发言的时机。直到毛泽东又说了一句“15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周恩来才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周恩来一开口，其他人也跟着发言，一致反对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毛泽东未置可否，却明显表现出不赞赏的神色。
　　明知无效，周恩来还想再争取一下：“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么。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我哪里也不去。”毛泽东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
　　周恩来不再劝阻。毛泽东说要杨成武随他南下。周恩来当即给杨成武明确了两项任务：第一，负责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第二，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
　　散会以后，周恩来立即给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要他马上赶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是公安部长，周恩来叫他到武汉，是要他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后来，和谢富治同在重庆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也一起到了武汉。
　　晚11点，怀仁堂西大厅。周恩来望着匆匆赶来的杨成武：“准备得怎么样？”
　　杨成武详细汇报了准备情况。周恩来没有马上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他在仔细思考毛泽东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他要保证这每一个环节万无一失。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杨成武知道，周恩来是要亲自为毛泽东的南下打前站，实地作出妥善安排。“14日晨就可以到达。你们 15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这番话是2月份陈再道和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在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期间，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说的。周恩来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22年以后，陈再道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还说：“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说完这段话，便停下来望着杨成武，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希望。杨成武会意地点点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说到这里，周恩来又停住话头，“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份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又说起了几个月前对陈再道说过的这句话。杨成武明显地感觉到了总理那一腔无法掩饰的忧患之情。“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啊！”
　　
　　飞机在夜空里航行。
　　机舱里，周恩来疲惫至极，头靠座椅，闭上了双眼。
　　如果说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本来已经日理万机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处于风暴中心的他便是负重如山了。他要在一片混乱之中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把遍地泛滥成灾的“革命”洪流纳入河道……天天夜以继日，经常通宵达旦，已经把年近古稀的总理折磨得心力交瘁了！
　　周恩来根本没有睡着，也根本睡不着。他的脑际闪现出他马上要到的武汉，闪现出几个月来与湖北、武汉有关的事情。
　　2月份周恩来给陈再道和钟汉华交待了那三件事以后不久，陈再道和钟汉华就回到了武汉。陈再道后来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为了尽快贯彻会议精神，我们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想借以稳定武汉的形势。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诘、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千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然而，这种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因为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
　　

    4月16日，周恩来突然接到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的陈再道的一个电话。 
　　陈再道说，江青今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讲武汉“问题比较严重”，“可以冲一冲”，可能是只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他希望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
　　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陈再道的意见，告诉他们要做好汇报的准备工作。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在钓鱼台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陈再道汇报以后，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最后，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安排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江青当即表示同意。
　　不料第二天陡生变故，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这是因为陈再道前几天在军委扩大会的发言触怒了江青。也因为这，陈再道和钟汉华参加北京庆祝五一节活动的资格被取消了。
　　当4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回到军区的时候，武汉的形势已经混乱不堪。“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等标语、大字报举目皆是。造反派已经明目张胆地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
　　5月16日，支持武汉军区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操纵，造反派们四处冲杀，无所顾忌，武汉地区两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武斗逐步升级。
　　6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报，要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并说“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 报”。
　　这份电报是康生授意拟定的，虽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明显偏袒造反派，武汉军区还是按照电报的精神，采取了制止武斗的有力措施。
　　7月初，周恩来接到陈再道从武汉打来的电话。
　　陈再道告诉周恩来，近二十多天以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
　　周恩来说，好，这样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接完电话，周恩来高兴地对秘书们说，陈再道、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的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几天以后，因为毛泽东要到武汉，周恩来打电话告诉陈再道，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
　　周恩来还告诉陈再道，主席可能要在武汉游泳，要他们做好准备。
　　“总理，到了。”朦胧中，周恩来听到一声轻轻的叫唤。他吃力地睁开双眼，打开窗帘——天，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