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梦萦三峡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4个指头：“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
　　惊涛是你的气慨。
　　你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
　　挽起高山大海。
　　我们赞美长江，
　　你是无穷的源泉；
　　我们依恋长江，
　　你有母亲的情怀。
　　……
　　
　　一首《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的磅礴气势，道出了赤子的眷恋情怀！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她的哺育下，炎黄子孙从蛮荒走向了文明。
　　然而，她有时却那么桀骛不驯，放荡不羁，给沿江两岸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和悲苦。
　　1954年，长江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两年前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三次用太平口进洪闸分流洪水，勉强保住了荆江大堤，保住了中南重镇武汉。
　　然而，长江、汉江64处堤防溃口，江汉平原一片汪洋！
　　1954年的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地区受灾人口1880万人，淹死3．3万人，受灾农田4755万亩，毁坏房屋4271万多间，京广铁路 100天不能正常通车……
　　据说毛泽东在看灾情报告时，悲恸得放声大哭，以至于卫士们纷纷冲进房间，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
　　周恩来没有听见毛泽东的哭声。因为早在4月，他就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重要会议，时间长达近3个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他折冲樽俎，为会议的成功起了特殊作用。杰出的外交才干，使第一次参加国际重大会议的周恩来，赢得了“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的美誉。
　　在艰难的谈判中，周恩来并不乏轻松的时刻、浪漫的情调。会议期间，他收到邓颖超寄来的一片红叶后，也采集几朵芍药、蝴蝶花寄回北京。花叶代书，伉俪情深。
　　直到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周恩来才率团回到北京。这时，发生在南中国的洪水还远未消退。周恩来立即投入组织救济灾民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同时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要从长江流域规划入手，探求长江的治本之策。
　　这也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问题。是年年末，他在广州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后，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来到武汉。
　　视察完遭受洪水劫难的灾区，三位共和国领袖心情无比沉重。他们召集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商讨如何对付以后的洪水。
　　关于长江的治理，毛泽东已有了一个设想。那还是在1953年，毛泽东视察武汉时，就约请林一山到“长江”舰上，共同探讨长江治水大计。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既然修那么多支流水库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那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气魄，第一次提出了三峡工程的设想。
　　1954年的大水，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变成了一种热望。他要与他的战友再会林一山。
　　11月26日晚，一列火车从武汉开出，向北驶去。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灯光明亮。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正专注地听取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的问题。
　　林一山认为三峡工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他说，长委已在三斗坪找到了新的坝区。
　　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三斗坪附近的地质状况。
　　车厢外朔风凛冽，寒气袭人，车厢里气氛却十分热烈。三峡工程汇报后，几位领袖又围绕开发大自然造福人类的话题，开始了海阔天空的交谈。
　　周恩来撩起窗帘的一角，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如梦如幻地闪烁着。这是万簌俱寂、大地入梦的时候。
　　三峡，那美丽、奇异、险峻的峡谷，多少人曾为她梦萦魂绕啊！
　　本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的一位伟人完成了一部历史巨著《建国方略》，第一次提出了在长江三峡筑坝的设想，第一次提出了用三峡水力资源发电的计划。他就是梦断三峡的先行者——孙中山。尽管他一生没有去过三峡。
　　萨凡奇，世界著名的大坝设计师。1944年，当中日战争的炮火还在纷飞的时候，满头银发的他就一路风尘来到中国，开始了三峡大坝设计的早期论证。这位热爱中国历史、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人，竟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勘察中日军队对峙的前线一一南津关，写成了著名的《萨凡奇计划》。他把三峡工程称作“空前伟大的工程”。他动情地对记者说：如果上帝给我以时日，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一定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车厢里海阔天空的话题，又不知不觉回到了三峡。
　　三峡工程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回北京后，给布尔加宁拍个电报，希望他们派第一流的专家来。
　　周恩来点头应答，随即就规划、地质、测量、施工等各方面所需专家的数量，与林一山进行了探讨。
　　在京汉铁路夜行的列车上，三峡工程由毛泽东的个人设想变成了领导集体的共识。
　　1956年夏天，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武汉。他对这座城市格外钟情，以至于建国后多次来到这里，有时一住几个月。毛泽东此时的心情，已没有1954年那般沉重。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工商业蓬勃发展，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临，农村欣欣向荣，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竣工在即，天堑变通途就要成为现实……这一切，怎能不让他舒心畅快？
　　他这回到武汉，先后三次畅游长江，写下了那首气魄宏大、神思飞扬的传世之作：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日：
　　逝者如斯夫！
　　凤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是以军事战略家的气魄提出了三峡工程的设想，那么此时，他就是以诗人的浪漫勾勒出征服长江的蓝图。
　　诗情勃发的毛泽东曾诙谐地对林一山说：“你看，你能不能找个人替代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修三峡大坝？！”
　　诗是浪漫的，把浪漫的诗化为现实却是艰难的。
　　毛泽东为三峡工程谱写了充满诗意的梦幻曲，周恩来将承担起建筑师的重任，把三峡工程还原成凝固的音乐。
　　曾经以一部《西行漫记》而闻名世界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着长期而深厚的友谊。他曾以记者和作家的敏锐和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气质、志趣和特点：
　　“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驰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
　　“周恩来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应该说，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构筑了一个恢宏的思想体系，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理论财富。而周恩来则维护和完善毛泽东的思想，忠实地把他的理论与思想变为现实。
　　他们各自独特而杰出的政治品格、文化气质，形成了天造地合的互补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长期密切合作的前提。
　　周恩来担负起了三峡工程具体而繁杂的领导工作。在他的运筹下，各个方面如一台性能良好的机器，精密而有效地运转起来。
　　1954年12月底，一封来自苏联的外交函电送到总理办公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给周恩来回电，同意派出苏联水利专家支援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建设，第一批12名专家将立即启程来华。
　　此时的中苏关系，是处于友好的支援合作“蜜月”期。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工地上，时时闪现苏联专家的身影，苏联的电影、歌曲、服饰，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
　　苏联同意派专家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周恩来比常人考虑得更多。他最关心的是这些专家的实际水乎，他希望能来一支高水准的专家队伍，胜任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科研和设计任务。
　　几十年后，曾经与苏联专家朝夕相处，共同工作5年之久的林一山回忆说：“这批专家，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态度谦逊，的确是属于第一流的专家。”
　　1955年3月以后，苏联专家陆续抵达武汉。几个月的勘察，收获甚丰。短暂的时间内，苏联专家提出了初步方案，即以重庆上游 40公里处的猫儿峡枢纽为长江防洪重点的猫儿峡方案。
　　苏联的猫儿峡方案与中国的三峡方案对立。这个棘手的矛盾，只有周恩来亲自调解了。
　　周恩来似乎天生就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化干戈为玉帛。
　　1955年底，周恩来请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到北京开会。
　　周恩来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围绕长江治理战略重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真听取了双方不同的意见。
　　周恩来当然是赞同三峡方案的，但要说服苏联专家，还得一番艺术和技巧。
　　周恩来首先高度赞扬苏联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坦城的态度和高效率的工作，认为这是双方搞好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基础。接着，他便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商量：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紧迫，猫儿峡枢纽距防洪重点太远，三峡工程却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是不是应成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同志，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平易谦和，有理有节的调解，使中苏专家统一了思想，投入到三峡勘察设计工作中。
　　然而，在三峡坝址的问题上，中苏专家之间又发生了争论。
　　长委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长期勘察研究，认为三斗坪一带为花岗岩地质，比石灰岩地质的南津关更适合作大坝坝址，因而否定丫萨凡奇40年代作的建坝南津关的论断。苏联专家却认为萨凡奇是世界著名的工程师，不能轻易改变原来的方案。
　　争沦又摆到了周恩来的面前。这次，他显得更加慎重。
　　由于萨凡奇在世界建坝史上的辉煌成就，周恩来不能轻易裁断谁的方案更好。他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说：萨凡奇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要多花一些力量，要有材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才能说服萨凡奇。
　　周恩来让中国专家明白了，要挑战世界权威，就要拿出超越权威的依据和方案。
　　中国专家经过反复勘察论证，提出了三斗坪一葛洲坝组合方案。
　　一拨又一拨的苏联专家也在认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地质条件、施工条件以及各项经济指标等方面综合比较，三斗坪一葛洲坝方案比南津关方案优越。
　　中苏专家的第二轮争论就此结束。
　　1959年夏，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在参天大树环绕的庐山草坪上，周恩来会见了林一山和第二任苏联专家组组长巴克塞也夫。
　　周恩来问三峡工程设计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胸有成竹的巴克塞也夫果断地说：“现在就可以做施工准备。”
　　周恩来高兴地笑了。
　　就在中苏专家进行严密科学论证的同时，三峡工程提上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议程。
　　对于中国人来讲，1958年是充满奇思妙想和战天斗地豪情的狂热年份。承接1957年冬天大跃进的序曲，1958年一开年的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就使大跃进迅速升温。
　　在一派热火朝天的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却是出奇的冷静和慎重。
　　在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工程时，赞成和不赞成三峡工程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分别在会上进行了汇报。用李锐的话说，这是一场“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
　　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周恩来谦虚地说。
　　一旁的刘少奇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
　　“好吧！我来管。”周恩来笑着点头。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4个手指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为了中央的嘱托，周恩来挑起了治理长江的重任，开始了更为繁忙的奔波和劳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