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义胆走中原

　　
　　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周恩来却建议毛泽东放弃这块地盘
　　
　　1946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原大地，黑云压城，乍暖犹寒。
　　3月1日，中原军区司令部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军事三人小组即将从延安飞抵武汉，就中原事宜进行协商，要司令员李先念近日抵汉，报告中原地区军事情况。
　　国共谈判军事三人小组是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三人组成。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和平使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国内最大的两支政治力量，国共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建设一个新中国，并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蒋介石集团坚信自己有能力消灭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不愿放弃独裁统治，尤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虎视眈眈。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它的“盟友”美国政府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受其国力和民心所限，准备同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也不希望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而是想通过“和平”手段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
　　马歇尔来华之前，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43天的马拉松式谈判，正式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
　　从1935年起，国共谈判已经谈了十年。周恩来一直代表中国共产党唱主角。这次重庆谈判，涉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周恩来自然也是主角之一。
　　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执意取消解放区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这两个问题还是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则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艰难的谈判。
　　就在这时，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宣言，宣称必须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
　　于是，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以“中间调解人”的身份来到中国。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就连巴顿、蒙哥马利、麦克阿瑟这样桀鹜不驯的武将，马歇尔也能使他们心悦诚服。杜鲁门确信，要不了多久，一个美国希望看到的中国，将会出现在世界东方。
　　“中国要走向和平，双方军队必须首先就地停火。”周恩来这一建议，马歇尔深表赞同，国民党方面勉强同意。但双方商谈了五次，直到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国共双方仍未能完全达成协议。
　　国共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是蒋介石硬要把共产党军队将已经占领的两个战略要地交给国民党军控制。这一要求违背了双方商定的就地停火原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恩来的反对。
　　马歇尔急了，如果停战令不能颁布，政协会就开不成，即使开了，也会吵吵闹闹。他认为蒋介石的条件过于苛刻，因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这才迫不得已收回了他的无理要求。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笑声中，有人由衷欢快，也有人心怀鬼胎。
　　当天下午3时，《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正式通过。协定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12时，双方军队在各自位置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同时，决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解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
　　1月13日，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将，中共代表叶剑英中将，美方代表罗伯逊大使，匆忙赶赴北平，执行调处任务。
　　和平协商，每前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周恩来披荆斩棘，逆流而上，在艰难中奋力跋涉。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后，军事三人小组根据会议协定，立即着手商讨统编整编全国军队的具体方案。此后一段时间，这个小组天天开会。最后商定全国陆军整编为108个师，其中国民党军队保留90个师，共产党军队保留18个师，编余人员12个月内复员完毕。
　　2月28日，军事三人小组前往华北、华中地区巡视，了解停战协议执行情况和整编军队中的具体问题。他们一路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先后途经北平、张家口、济南、延安等地，行程一万七千余里，终点就是武汉。
　　3月5日中午，军事三人小组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汉口机场。
　　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身着戎装走下飞机，机场上一片欢腾。著名金融家周苍柏的三个女儿趋步上前，献上鲜花，表达了武汉人民渴望和平的一片赤诚。
　　早早赶到机场等候的李先念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
　　周恩来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左手捧着鲜花，右手不停地向人们挥动致意。面对千万双渴求和平的目光，他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8年前，日军狂轰滥炸，武汉沦陷。周恩来满腔悲愤离开武汉时，曾依依不舍地告别凄风苦雨中的江城父老：武汉，我们一定会回来！
　　周恩来终于回到了武汉。
　　下午二时半，汉口杨森公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汇报会议在这里进行。
　　这是一幢西式连底三层楼房，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私宅。民国年间，军阀官僚搜括民财，在大中城市广置地产。杨森每到一处，无不大造楼台馆所、别墅花园。1927年5月，在蒋介石策动下，杨森勾结夏斗寅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颠覆武汉政府。宁汉合流后，杨森在武汉建造了这座在当时颇具豪华气派的公馆。
　　在负责武汉地区调处事宜的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汇报以后，李先念详细列举事实，揭露了自停战协定公布以来国民党军围攻、蚕食中原解放区的行为。
　　周恩来一边听取执行小组和中原军区的情况汇报，一边思考着解决中原问题的对策。
　　早在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前夕，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就指示湖北、河南、安徽省委发动民众，保卫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武汉沦陷后，中共在武汉周边地区创建了横跨鄂、豫、皖、湘、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坚持中原这一战略要地，中共中央令王树声率嵩岳军区部队自豫北南下，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三支部队在豫西桐柏山区会师，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
　　中原军区位于全国解放区的前沿。在蒋介石看来，中原军区的建立无异于在蒋军出川的大门口筑起一道屏障，有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于是纠集大量兵力，向这个地区进逼。
　　重庆谈判期间，为表明共产党人维护和平的诚意，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忍痛割爱，放弃中原这块地盘。于是，中原军区6万将士顾全大局，从桐柏地区撤离，向新四军主力靠拢。
　　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后，中原军区部队停止东进，集结在鄂豫边界礼山（今大悟）、光山一带，就地待命。
　　国民党军队却背信弃义，乘机对这支部队进行包围。1月14日停战令生效后，又抢占中原部队集结地光山县城。战事无日不有，愈演愈烈。
　　周恩来一直焦灼地关注着这支孤悬敌后的部队。
　　1月19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重庆组建第九执行小组。当日指派中共代表薛子正、国民党代表邓为仁、美方代表福特，前往汉口制止中原战争。
　　2月23日，在协商军队整编方案时，周恩来曾向马歇尔指出中原问题的严重性，建议中原军区部队合法转移，并借给他们所需的粮食和款项。
　　周恩来这次邀约张治中、马歇尔来汉，就是为了帮助这支部队摆脱所处的险恶环境的。
　　周恩来清醒地看到：在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宽约五十里的狭小地域，突然密集6万余人，态势和地形都十分不利。这里地瘠民穷，给养短缺，不到两个月，中原军民就囊空粮尽，野菜充饥。况且，国民党军队还在不断挑衅蚕食，一旦发生突变，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情沉重。他扫视一下会场，提议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一）双方部队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二）中原军区在武汉设立办事机构；（三）政府方面允许中原部队合法转移。
　　周恩来字字千钧。
　　大家议论了一番，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对第三条，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正面答复。蒋介石的意图路人皆知，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周恩来语气更加坚定：“六万人命，如何能拖？如何忍拖？”根据整军方案，他又提出具体意见：四万武装部队转移到苏北或华北整编，两万人就地复员。
　　张治中感到左右为难。
　　实际上，张治中与周恩来私交甚深。早在黄浦军校建立之时，他就受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十年内战，他五次统率国民党军队，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交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参与反共战争的稀少一人。皖南事变后，他又为巩固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到底不遗余力。尽管张治中对共产党一向持友好态度，但他不能违背蒋介石的旨意。
　　张治中还是道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认中原军区部队给养困难，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应当求得合理解决之办法，但不致影响全局。他表示拨一亿元给中原军区，暂缓燃眉之急。
　　马歇尔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十分棘手，建议回重庆再作商议。
　　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晚上，军事三人小组出席武汉各界举行的宴会。马歇尔首先致词：“在武汉区域内，郭将军与李将军努力合作，令人欣慰。但目前尚有不少困难，军事三人小组应尽力排除干扰，促成中国和平统一之终极目标。”
　　马歇尔说的“郭将军与李将军”，指国民党武汉行营副司令郭忏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
　　的确，在最初几个月，马歇尔态度比较公允，为推进国共和谈作出了积极贡献。
　　宴会厅里，灯红酒绿，觥筹交错。
　　一位年轻女记者请周恩来就这次重返武汉发表意见，周恩宋一语双关：“此次重临武汉，有无限的欢欣，希望武汉成为合作进而和干的基石。”
　　尽管道路崎岖，周恩来还是执着地向前攀登。
　　军事三人小组回到重庆之后，就中原军区部队转移事宜又商谈了一次。蒋介石以军队统一整编为借口，拒绝了允许中原部队合法转移的建议。
　　周恩来十分了解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他不会发慈悲之心。
　　中原危急，周恩来心忧如焚。
　　3月15日，周恩来与董必武一道访晤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双方达成粮食互济协议。即华北解放区以粮食接济北平、太原等城市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政府在汉口拨粮款给中原军区。
　　3月16日，周恩来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去电：五师困干粮款，顽方又不允许我军马上转移，因之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救援五师之责任。
　　此时，华北各解放区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尽管如此，还是口中省粮，伸出援助之手。毕竟血浓于水。
　　3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为新四军第五师呼吁》的社论和《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困粮绝》的报道。该报呼吁：全国同胞起来督促当局，立即停止对五师的进攻，要求各界同胞、盟国友人，要求政府，急救中原有功将士。
　　《新华日报》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震惊与愤怒。九三学社、民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给中原军民以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
　　重庆一群女工得知中原军民忍饥挨饿的消息后，捐款一万元。她们在致《新华日报》的信中写道：我们知道政府不让人民军队生存，但我们要替自己的军队解危，愿朋友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我们的力量给洪水猛兽般的反动派看看。
　　带着各解放区的一片深情和人民热爱和平的一片厚意，董必武受周恩来委托，代表中共中央前往中原解放区慰问。
　　3月24日，董必武由重庆抵达汉口。他在汉口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和崇高威望，国民党武汉行营不得不应允中原军区就地购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董必武还特意拜访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
　　周苍柏是一位爱国的金融专家，大革命时期就与共产党人有过交往。他的次子就是一名共产党员，被周恩来、邓颖超称为“模范青年”。抗战时期，周苍柏曾在经济上援助过共产党，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热情赞誉。周苍柏任湖北省救济分署署长后，邀请了一批共产党人参加分署的工作。他还根据“不分地域、不分政治、不分宗教”的救济原则，在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设立了办事机构。
　　3月30日，董必武携带一批资金、药物赴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解放区军民，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和方针的指示。
　　4月8日，就在董必武离开中原军区的前一天，湖北救济分署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将14车面粉、4车罐头、2车衣物巧妙地运往中原解放区。此后，又将千吨面粉从上海运往郑州，再转运宣化店。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肯定湖北分署的救济功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终于战胜邪恶，蒋介石困死中原军民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周恩来遥望中原大地，轻轻地舒展了一下眉头。他知道蒋介石不会就此甘休，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