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情满荆江

　　
　　毛泽东捧着淮河水灾报告哭了，周恩来想到了荆江
　　
　　1949年10月1日。北京。
　　秋日的京城是一年中最让人心旷神怡的时节。高远的秋空下，秋色斑斓，宁静美丽。
　　而今天，古老的京城沸腾了。大街上，胡同里，欢腾着当家作主的人群。招展的红旗，嘹亮的凯歌，为静美的北京平添许多壮美。
　　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洪亮的湖南话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毛泽东身旁，站着与他一起打江山的开国功臣。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也立于其间。与所有人一样，他的眉眼之间流露出胜利的喜悦。
　　就在一个小时前，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他是众人一致看好的总理最佳人选。
　　还在1948年初夏，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时，就提出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建议，可怎么抓法，还没有仔细认真的考虑。朱德宽慰地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快来了。他是个管家，是个好管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
　　1949年2月，尚未走出寒冬的西柏坡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受斯大林委派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繁重任务。
　　在广泛接触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与周恩来会谈后，米高扬感慨地说：你们筹建中央政府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米高扬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谈到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人员配备时，语气肯定地说：周恩来一定要参加政府工作，性质就是内阁总理。
　　开国大典后，周恩来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总理生涯。
　　建国伊始，战争的烽烟远未散尽。国民党给共和国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遭战争破坏的工业、农业、交通急待恢复，金融投机严重，通货膨胀严峻……一项项棘手而又急迫的大事摆在周恩来的案头。
　　当好这个新生国家的总管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号召恢复生产，提倡开源节流，平抑物价，打击银元投机……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序幕徐徐拉开。
　　当中国共产党带领5亿中国人民开始史诗般的经济建设时，频仍的天灾却困扰着共和国的领导者。
　　1950年入夏以后，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史、洪、淮、淠四河洪水猛涨，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这是淮河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
　　一份份电报飞向北京：淮河告急！
　　8月5日，一份关于皖北灾情及救生工作意见的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握着笔，眼睛看着灾情报告，脑海里浮现出灾区的凄惨景象：
　　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全部被淹，受灾农田3100余万亩，受灾人口990余万人。
　　洪水冲倒、淹塌房屋80余万间，不少村庄全部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惨重。
　　因水势迅猛，群众来不及逃离而攀至树上躲避时，被毒蛇咬死 489人。
　　……
　　毛泽东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了。他颤抖着笔，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这些话下面划上了一道道横线。
　　毛泽东一生钟情大江大河，尤其喜欢“到中流击水”体验征服自然的豪情。他领导中华优秀儿女奋斗几十年，就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百姓安宁富足，怎容洪水肆虐，扰得民不聊生？治理淮河，刻不容缓！他提笔写给周恩来一行批语：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请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淮河多灾难，周恩来是有亲身感受的。他出生在安徽淮安，这淮安就座落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处。淮安，本是取安定淮地之意。然而，自古淮河灾难频仍，淮河流域人民居不定所。在淮安的童年生活，周恩来亲受了淮河的苦难。1970年他在接见巴基斯坦农业代表团时还同客人谈起童年时代遭受淮河水灾的情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加紧了对治理淮河的具体部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治理的第一条大河。
　　治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治水英雄灿若星辰。
　　在众多的治水英雄中，大禹的功德和精神尤为后人尊崇。大禹为夏后氏部落首领，奉帝舜之命治理洪水。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足迹遍布大河大川。正是为了颂扬大禹的治水功绩，华夏大地才有了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禹县、禹河、禹城。
　　周恩来对大禹是不陌生的。相传大禹死后葬于绍兴稽山门外，周恩来少年时代就在绍兴生活过一段时间。
　　绍兴，江南名城。人们对它感受更多的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风物人情，却不知会稽山的大禹陵也是浙东一处名胜。
　　1939年3月，周恩来回到故乡绍兴。此时，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杭嘉湖，逼近绍兴城，他勉励故乡人民“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在逗留绍兴的3天中，他抽暇瞻仰了禹陵。
　　江南三月，柳绿桃红，莺飞草长。身着戎装、英武挺拔的周恩来在亲友陪同下，来到了禹陵。抬眼望去，只见一座陵墓静卧于古树浓荫处，陵前石碑上刻“大禹陵”三字。陵墓旁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禹王庙。庙内有一尊高达数丈的大禹塑像。庙宇四周，古木参天，一派肃穆幽静。
　　周恩来感念大禹的治水功德，敬仰大禹的治水精神。一番流连之后，在石碑前摄影留念。
　　周恩宋此时大概不会想到，他会在lo年后以共和国总理之尊主持兴修一大批令大禹汗颜的水利工程，成为现代“大禹”。
　　也许是对大禹的厚爱，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时，就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以大禹为楷模，努力治水为人民除害造福。
　　在部署淮河治理时，周恩来的心中已开始规划对全国水患的治理。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的目光已关注到国土上灾害频繁的几条大河。
　　黄河，养育中华儿女和中华文明的摇篮，却被称为“中国的忧患”的河，成为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长江，横贯东西，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段称为荆江。此段河道曲折，河床淤塞，汛期洪水常常溃堤泛滥，故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汉水，长江最大的支流，与江、淮、河并称四大名川，是主要洪泛区之一。
　　8月25日至9月12日，治淮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除制定治淮方针、确定治淮步骤外，也把其他大河的治理提上了议程。
　　当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他的治水思想时，一位中年代表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他就是后来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林一山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虽不是一方行政长官，却管辖着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他的名字与长江上的几个大工程紧密相连：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工程以及三峡工程。正因为如此，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和国的领导者才有了不解之缘。
　　从北京一回到武汉，林一山就马不停蹄地主持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提出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理长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作为管理长江的官员，林一山了解荆江，熟悉荆江，深谙荆江两岸百姓的苦痛。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乎野尽，江入大荒流……”唐代诗人李白的这首《渡荆门送别》，形象地状绘出长江即将进入荆江段山原分野的地理形胜。当长江穿越峡谷奔腾而来，到了平原地段时，洪水极易泛滥。因此，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
　　然而，荆江平原地带地势乎坦，河道弯曲，河床狭窄，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常受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和清江、沮漳河洪水位顶托，荆江汛期洪水常高出堤内地面10余米，如大堤溃决，洪水倾泄而下，荆北地区将尽成泽国。所以，才有了清朝诗人张圣裁的喟叹：“江陵自昔称泽国，全仗长堤卫江北，咫尺若少不坚牢，千里汪洋只倾倒。”也才有了民谣的悲歌：“荆楚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
　　荆江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遭受了太多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
　　近百年来，荆江就发生过几次大洪水。令荆江人记忆犹新的是 1935年的大水。据《荆沙水灾写真》一书记载，那场大水使沿岸居民“淹毙者达三分之二。其幸免者，或攀树巅，或骑屋顶，或站高阜，均鹄立水中，延颈待食。不死于水者，将悉死于饥，并见有剖人而食者”。
　　好一幅凄惨的景象！虽然时间不同，地缘各异，但荆江水灾与淮河水灾的惨景何其相似！
　　荆江之险，百姓之苦，同样牵动着共和国高层领导人的心。
　　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在主持以水利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时，曾不无忧虑地说：荆江大堤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他不能让荆江历史上的惨剧重演，不能让今日淮河的灾难在荆江重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说：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要用大力修治。
　　荆江分洪工程，就这样提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