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澎湃大江潮

　　
　　十万人的火炬大游行， 万舟竞放长江，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夜色苍茫，由十万支火炬组成的游行大军，象一股殴闪光的洪流，浩浩荡荡奔涌在百里江城……
　　你会说这是文学家的笔下生辉。不，这是1938年在武汉掀起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壮丽一幕。
　　蛇山脚下的昙华林，是一处风景秀丽的校园，园内的宁静和园外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园东的树丛中，有一座两层楼房。这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晶，抗战初期蓬勃高涨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的策源地。
　　三厅的厅长是郭沫若，中国的一位大文豪，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是一位不穿戎装的军人。领导三厅的是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汜，有着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三厅聚集着一群中国的文化精英，阳翰生、田汉、胡愈之、范志康、洪深、冯乃超、冼星海……
　　文人，在一般人们眼中只会写诗作画。中国历史上却有许多文人以笔作武器，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长江、汉水润泽的荆楚大地，就孕育过一位名垂千古的爱国诗人屈原。两干多年后，他的后代又在昙华林的这座小楼里，化笔为戈，演出了一场抗敌御侮的壮剧。
　　三厅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蒋介石为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作出了两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一是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在大革命时代就巳充分显露政治工作才能的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给政治部撑门面；二是请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借郭沫若的声望为自己罗致人才。而这时，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也请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
　　对于蒋介石和陈诚的邀请，周恩来虽再三谢绝而不成。1938年1月2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明自己的意见：“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成为有着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然而，郭沫若和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却不愿到三厅工作，认为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什么事也干不了。周恩来清醒地看到，三厅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极好阵地。他耐心地劝郭沫若：要知道三厅是一个政权机构，政权机构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拿着三厅这块招牌，就可以用政府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群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工作的意义就在这里。周恩来一席话就象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使这些秀才们心中明亮起来。
　　郭沫若曾经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泄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的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象永不疲劳。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能让郭沫若这样的文豪折服和倾倒的，周恩来是为数不多的之一。
　　1938年2月，周恩来起草了一份《政治工作纲领》递交蒋介石批准后，方才到政治部上任，分管宣传工作。
　　4月1日，在周恩来酌亲自主持下，三厅在武昌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宣传机构，就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建立起来。
　　三厅成立之时，正值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及北平、天津，华东及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批难民蜂拥武汉。
　　四月的武汉虽已是春天，倒春寒流却迟迟不肯离去。战乱，使人民有家不能归，堕入深深的灾难之中。
　　周恩来和郭沫若商量，要想办法提高人民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
　　4月7日，第三厅组织领导的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经过充分准备拉开了序幕。
　　当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一篇专论——《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文章说，这次活动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扼要，艺术宣传要普通、深刻、激越感人。
　　三厅工作人员以自己特有的专长，在短短的几天内就魔术般地组织起几十个演剧队、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文字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游行日。每天一个主题，偌大一个武汉顿时变成了抗日宣传的大舞台。
　　宣传周的第一天，恰好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一下子沸腾起来。几乎在刀光血影之中窒息了十年的江城，重新焕发出热腾腾的生气。
　　几百条船在长江上首尾相连，搭成一座数华里长的水上舞台，万人登台演出，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所有电影院、剧院一齐上演抗日电影、抗日戏剧，敞开大门，免收门票，引来数不清的观众。
　　最为壮观的要数火炬大游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记下了那难忘的一幕：
　　参加火炬游行，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死了？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一个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夜幕降临，游行的队伍象一条火龙穿行于大街小巷，不断有人加入队伍，火把不够，又找船工买废缆绳蘸上油作火炬。一时间，就有数十条火龙在武汉三镇逶迤腾跃。
　　武汉复活了，人民觉醒了。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用满腔赤诚，唤醒了一个沉寂十年的江城。
　　战争在继续，武汉的市民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为抗日将士服务。
　　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住满了从前线送来的伤员。妇女们走出家门，到医院为伤员换药洗衣剃头。医院里缺医疗器械，妇女们把自己做衣服用的剪刀也献了出来。
　　前线的战士缺衣少被，市民们发起捐献寒衣运动。
　　年轻的学生们，组织起战地服务队，到前线慰问。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三厅组织下，武汉地区抗日救国群众运动蓬勃高涨，进而向八方辐射，把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
　　对敌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
　　硝烟弥漫的战场，日军阵地上经常出现中国的飞机。飞机低旋，抛洒雪片般的传单，传单上印着反对侵略战争、号召日军士兵起义的日文宣传品和投降通行证。这是三厅开展的反战宣传。三厅还组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辛子、绿川英子等组成“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周恩来感到对敌宣传不能仅是战地演讲。他与郭沫若一起研究，要使日本人民起来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开始实施。
　　1938年5月19日，汉口机场指挥室齐集着军政要员。两架重型轰炸机腾空而起，匿云潜行。
　　20日l时，空中传来电讯：“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2时整，汉口空军指挥室收到电报：“已到达日本长崎上空。”
　　中国空军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徐焕升率领的编队，俯看长崎，街灯昏黄，万籁俱寂。
　　飞机俯冲下去，凄厉的警报声顿时大作。长崎的居民慌忙逃出户外，看到飞机抛下的不是令人胆寒的炸弹，而是漫天盖地的传单。
　　传单上印着日文，内容是号召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正告日本军阀不要执迷不悟，自寻死亡。这些传单的制作者就是三厅的工作人员。
　　战争的局势在恶化。
　　5月19日，徐州失守。
　　6月15日，安庆为日军攻陷。
　　日军大本营确定以武汉为攻取目标，集中十四个师团共计30余万人，兵分两路，一路在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茨率领下，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以第二军自徐州南下，会攻武汉。
　　国民党也调集130个师共计100余万兵力，分别在长江南北两岸实行防御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罕见的百万人大厮杀——武汉会战拉开血腥的序幕。
　　三厅在这场捍卫中华民族的血战中应该干些什么？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要用一切办法唤起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进一步推动全民抗战。
　　武汉会战开始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的纪念日临近。周恩来和郭沫若决定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七七献金”。献金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募钱，更重要的是要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
　　7月7日，三厅在汉口六渡桥、江汉关、水塔和汉阳钟家村、武昌司门口搭起五座献金台，两辆流动献金车穿行于三镇的大街小巷。
　　上午9时，献金活动开始。
　　一位献金活动的工作人员如此描述他所见的盛况。这则报道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黑鸦鸦的民众就把献金台包围得水泄不通，从人丛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各色各样各职业各阶层的同胞，眉飞色舞地到献金台上献金，当每一个人把或多或少的金钱或物品塞进献金柜或交与管理人员以后，脸上都泛着满足的笑容，心中似乎得到无限的安慰。”
　　“最令人感奋的，有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来的卖药的同胞，年纪大约在六十岁左右，驼背，衣服褴褛，扶着拐杖，他一天竟来了三次：第一次献七角钱，第二次献一角五分钱，第三次献一角钱，看光景，大约这就是他一天的全部收入了。第三次献金之后，他还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几百群众演说：‘大家听着！，我是从河北省逃出来的难民，我全家都给日本鬼子杀了！国亡了以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处……，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立刻又涌上来一批人！”
　　献金运动的策划者——周恩来在活动开始的第二天来到了献金台前。他的身后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
　　中共献金团乘坐的汽车所到之处，行人都停步鼓掌。车到江汉关献金台前，顿时群情激昂。
　　周恩来在万人瞩目下走到献金柜前，投入他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一月薪金240元。周恩来每月的薪金都交给了组织，只和大家一样领取5元钱的津贴。八路军办事处门口那个小餐馆里五分钱一碗的热干面，就是他的一顿早餐。
　　随后，王明将毛泽东、王明、董必武、博古、林伯渠、吴五章、邓颖超等7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月薪金共计2450元投入柜中。
　　中共中央捐献党费1000元。
　　八路军节食一天，捐献伙食费1000元。
　　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捐上自己微薄的津贴。
　　献金台下，人头攒动；献金柜前，应接不暇。献金的有工人、农民、店员、学生、商人甚至乞丐。一个小孩当街为人擦皮鞋，将挣得的几个铜板扔进了献金柜。直至红日西坠，献金的人流仍似一条长龙。
　　意想不到的踊跃献金，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或许是受群众热情的感召，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陈诚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也走上了献金台。
　　原定三天的献金时间，延长了两天。短短五天，仅100多万人的武汉，参加献金的竟达50余万，捐款总额100余万元。
　　三厅用这些捐款购买了10卡车医药器械及60万套军衣送往前线。
　　很快，献金运动发展到全国乃至海外。
　　美国主教鲁兹·吴德施与斯特朗、史沫特莱捐款1万多元。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辛子夫妇向八路军捐赠防毒、防疫用品。
　　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既捐钱又捐物。
　　美国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筹集几千元，购置两台雪佛兰牌救护车送给八路军。
　　当时，有一位记者曾评价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的回答：中国绝不会亡！中国一定会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