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次握手

　　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周恩来功不可没
　　
　　1937年12月18日，古城西安机场，晴空万里。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围着机场转了一个圈，向东南方向疾飞而去。
　　机舱里坐着五个人。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周恩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博古，以及两位女士邓颖超、孟庆树。孟庆树是王明的妻子。
　　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似乎还沉浸在遥远的国度。他与博古高谈阔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到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从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国共两党的关系。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看见博古没有回应，又继续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加重语气：“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周恩来没有作声，但“共产国际”这几个字却使他的心动了一下。望着机舱外的秦岭山脉，周恩来的心情也象这高低不乎的山峰一样奔腾起伏：
　　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他十分严厉地批评党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王明的讲话使会议产生分歧，只不过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才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讲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的精神也会有问题吗？
　　周恩来又想到了刚刚离开的那座西安城，一年前曾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抓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而抗日。当时，他作为中共代表在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调解，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后，从古城长安到西子湖畔，从匡庐牯岭到金陵钟山，他又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与国民党进行了5轮谈判，直到三个月后国民党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初步建立起来。
　　“国民党将陪都定在重庆，却在武汉驻了那么多党政军的机关，蒋介石自己也住在武汉，老蒋这回是真要抗日了。”王明和博古的谈话仍在继续，周恩来的思绪也转到了武汉。
　　周恩来离开武汉已经整整十个年头，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留给周恩来的印象就是反动和惊险。当年，周恩来是秘密离开那里到南昌领导了反抗国民党的起义；现在又回来了，却是回来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为了将党和红军从根据地转向全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领导南中国的党的工作，周恩来任负责人。同时，为继续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谈判，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
　　武汉快到了，一场新的斗争就要开始了。
　　飞机开始降落，周恩来从舷窗向外望去：长江，中国的第一大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武汉穿城而过，不久前的一场大雪仍覆盖着隔江而峙的龟、蛇二山。天气阴沉沉的，透出一股凛冽的寒意。
　　周恩来一行人住进了设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当天的《武汉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长的消息，报道周恩来等人抵汉。
　　国共两党在武汉的谈判是庐山、南京、杭州谈判的继续，是要解决两党合作形式，陕甘宁边区地位和八路军及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就同王明座落在蛇山脚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楼，离辛亥革命时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不远。
　　暖融融的会客室里，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正等待周恩来一行的到来。
　　南京失陷后，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一退再退，现在已山穷水尽。他深感保持自己“领袖”的地位，急需在国际上得到苏联的支持，在国内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要得到这两方面的支持，前提条件就是与共产党合作。所以，当周恩来一行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蒋介石一反常态地主动上前迎接。当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眼光似乎凝固了：周恩来虽穿着一身极为普通的八路军棉军装，两眼却更有精神，比起当年在广东，除了干练外，浑身更透出一股成熟的气息。是呀，此时的周恩来已近不惑之年，在中国人看来，不惑就是成熟。
　　刚刚坐下，王明就迫不及待地先说起话来。他向蒋介石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意见。
　　蒋介石很认真地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决定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他听到共产国际也支持他为中国的领袖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在共产党的三个代表中，周恩来是最后一个发言，他讲的也是今天会谈的真正主题。周恩来共讲了六条意见：
　　一、建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
　　二、决定共同的政治纲领。
　　三、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
　　四、出版《新华日报》。
　　五、成立国防军事工业部。
　　六、成立征兵委员会及补充、扩大、改造部队。
　　“所谈极好。”周恩来刚讲完，蒋介石就以一种领袖的口气表示：“照此做法，前途定会好转，我所想的也不过如此。”边说边指着旁边的陈立夫：“今后两党关系，由立夫他们与你们共商。”“陈绍禹先生能在武汉住一阵吗？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一下呀。”王明的脸上立刻显出一派受宠若惊的神色。
　　当晚，周恩来、王明等就将与蒋介石会谈的情况电告延安的张闻天和毛泽东。
　　国共两党的武汉会谈，开始的一步似乎起得格外的好，好象预示国共合作的前景光明。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央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宋为副书记，并报中央政治局批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周恩来等致力于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却开始实施“溶共”政策，新的风波很快被国民党鼓荡起来。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共同纲领。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回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连夜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起草纲领草案。
　　12月31日，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谁知刘建群却把议题扯到要求中国共产党请求苏联出兵问题上，只字不提共同纲领。直到周恩来一再提醒这次会议是要讨论共同纲领，刘建群和康泽才表示下次会议讨论。
　　共同纲领终于没有讨论。后来，国民党在自己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抛出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移花接木地将周恩来起草的纲领中的许多内容据为已有。蒋介石看到纲领是一面旗帜，他要独立举这面旗帜。
　　就在蒋介石有意搁延关于共同纲领谈判的同时，武汉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
　　——几十名不明身份的人手持铁棍、斧子；冲进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将其设备砸毁。《新华日报》社经过调查，确认此事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指使国民党特务所为。
　　——在两党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国民党代表康泽、刘建群竟公开宣称：在中国只有一个党——国民党，只有一个领袖——蒋介石，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
　　——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指责陕甘宁边区是西北新的封建割据，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影响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控制的《武汉日报》和《民意》、《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就
　　“党派问题”连续发表文章，叫嚷“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一时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喧嚣，闹得满城风雨。
　　国民党要干什么呢？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中街大石洋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址召开会议，分析国民党最近的言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和叶剑英分别与国民党军政当局交涉，要求国民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的事件，并起草向国民党的建议书，明确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自由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抗战的。
　　会议结束，周恩来走上顶楼的阳台。迎着阵阵寒风，他看到不远的江面上，一艘艘渔船顶风扬帆，奋力向上游驶去。
　　2月10日，周恩来从汉口赶到武昌郊外珞珈山——蒋介石的临时官邸。会客室虽仍然温度宜人，交谈的双方却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气氛。
　　蒋介石和陈立夫一起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拿出《扫荡报》：“这种宣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蒋介石一听就明白周恩来所指。他赶紧分辨道：“《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本人。”陈立夫在一旁插言：“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我已指示各报以后不再登载此类文章。”蒋介石又说：“对主义、信仰不应限制各方，尤其对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我们对各政党也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它们存在，只愿溶成一体。”
　　周恩来说：“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陈立夫接过话头：“既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能取消。在两党之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你们看如何？”
　　以三青团这种形式作为两党合作的一种办法，周恩来没有思想准备，他没有回答陈立夫而把话题转到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编制、补给问题。
　　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后，蒋介石为三青团的问题几次要周恩来与陈立夫商量一个办法。就在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
　　我们党对国民竞一切口头土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我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如青年团变成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
　　6月9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应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凡加入者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实际上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不久，国民党以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名义下令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个青年团体——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
　　6月19日，周恩来依据《抗日建国纲领》，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严正提出lo项要求。大意如下：
　　（1）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存在。
　　（2）释放一切在狱共产党员。
　　（3）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书籍杂志。
　　（4）保护八路军、新四军家属。
　　（5）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实行《抗战救国纲领》所规定的指导，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发动普遍的游击战。
　　（6）划定延安、延长、延川等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
　　（7）扩编八路军为3个军9个师。
　　（8）增编新四军至7个支队。
　　（9）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与友军的作战分界线。
　　（10）依同等待遇，按时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枪弹及后勤补给。
　　对上述合理要求，蒋介石却一直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
　　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恩来代表中共多次提出了基本的两种：第一种，像大革命期间那样，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各党派加入进去，各保持其独立性，实行党内合作。第二种，各党组织共同委员会，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实行党外联盟。
　　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共产党是“孙猴子”，实行第一种形式，会钻进来搞党中党；实行第二种形式，又是两党平分政权，国民党已建党多年，共产党才成立17年，不能乎等。
　　所以，后来实际上采取的是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合作形式。
　　这是一种松散型的合作方式，又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合作方式。
　　周恩来就是利用这种合作方式，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问题。新四军的改编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8省14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国共合作以后，周恩来为解决留在南方的这些红色武装的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迫使国民党同意将这部分革命力量编成一个军。然而，在军长人选、编制及干部配备上
　　双方意见相左，相持不下。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想安排自己的人去掌握，从而吞并这支军队；共产党却坚决反对，提出“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
　　1937年8月，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来到上海，遇见了叶挺。
　　叶挺，曾为中共党员。北伐革命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为北伐先锋，一路势如破竹打到武昌，被誉为“北伐名将”。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南昌和广州起义，并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起义失败后旅居国外，失掉党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一腔热血沸腾，立即回国参加抗战，却被蒋介石冷落一旁。
　　北伐时期和南昌起义期间，周恩来作为叶挺的领导和并肩作战的战友，十分了解叶挺，更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叶挺向周恩来倾诉希望参加抗日事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说：“你能否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工作？”
　　叶挺略为思考，欣然接受。
　　就在上海抗战十分激烈的时候，叶挺去见蒋介石：“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改编这些军队。”
　　叶挺还要求以北伐时期的“铁军”第四军为这支新编军队的番号。
　　蒋介石以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可能与共产党不一条心，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表正式任命：
　　“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事，通令各省、区与叶挺接洽。”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中共中央特意举行了一个欢迎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从延安返回，叶挺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一听叶挺去了延安就火冒三丈。他一口拒绝叶挺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商定的组建新四军的意见。
　　叶挺腾地一下站起来：“这个军长我不当了！”
　　蒋介石迫于无奈，只有妥协。
　　12月中旬，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开始着手新四军军部的组建。
　　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研究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随后，周恩来又与董必武、叶剑英、叶挺和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一起研究军部成立之事。
　　12月26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太和街26号挂牌成立。
　　28日和29日，周恩来在长江局听取鄂豫皖高敬亭部、湘鄂赣傅秋涛部和鄂豫边代表张青萍的汇报。周恩来宣布湘鄂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鄂豫皖边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长。
　　1938年1月8日，陕北延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与王明、博古联名从武汉发来的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说：国民政府军委会已核准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4个支队司令，每月发给经费1，6万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在南国诞生。这是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的又一重大成果。
　　1938年元旦刚过，叶剑英就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到黄安七里坪检查第四支队的改编工作。
　　3月1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湖南乎江东进。
　　3月8日，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由湖北黄安七里坪东进皖东抗日前线。
　　5月12日，第四支队在皖中蒋家河口歼日军一部，取得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仗的胜利。
　　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后，周恩来又为新四军补给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请安徽省财政厅长章乃器帮助解决新四军的军费。
　　四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使数以千计的新四军抗日将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入狱。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愤然为《新华日报》题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有人说，抗日战争的武汉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作为这个“蜜月”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周恩来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一本关于周恩来的权威著作对他的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评价：
　　“周恩来在武汉时期同蒋介石的这段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尽管周恩来抱着很大的诚意，作出重大的努力，两党关系在表面上还能维持和好的局面，但没有取得实质的突破，而新的危机却在悄悄地潜伏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