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莅江城

　　　　
　　为坚持湖南暴动计划，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大吵了一架
　　
　　刚到武汉，周恩来就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此时，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中央独立师，虽然已经打退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但武汉仍沉浸在一片慌乱的余波之中。
　　湖北各地的土豪劣绅，乘夏斗寅叛乱之机，纷纷反攻倒算，被拘捕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数以干计。
　　由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武汉地区商业凋敝，纸币贬值，物价飞涨。中共中央内部，以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负责人，面对危机，忧心如焚。
　　第一次到武汉的周恩来，无心在山水楼阁间徜徉。芳草萋萋的鹦鹉洲，飞檐流丹的晴川阁，根本唤不起他赏景的兴趣。
　　从同志们口中，这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知道了近一个多月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
　　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后，武汉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蒋高潮。
　　4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但是，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却置东征讨蒋的呼声于不顾，宣布北伐讨奉。
　　曾一度主张东征讨蒋的鲍罗廷也改变主意，决定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行动。
　　陈独秀见风使舵，作了鲍罗廷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尾巴。
　　北伐讨奉的炮声还未在河南响起，刚到武汉时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汪精卫，已开始把矛头指向“左边”的革命群众。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于4月 27日在武汉开幕。
　　紧急时刻召开的中共“五大”，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回答人们感到困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如何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如何看待这个政权内部很不可靠的同盟者？如何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然而，会议的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在大会上受到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大多数党员批评的陈独秀，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仍然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领导错误，使它在危机四伏、同盟者密谋背叛的险恶环境中，一步步丧失应付突然事变、挽救革命的时机和能力。
　　“五大”闭幕刚刚一个星期，驻扎于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便发动了进攻武汉的军事叛乱。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元老们，听到叛乱消息，顿时惊慌失措。武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叶挺率部在鄂南平叛的硝烟未散，许克祥又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军事叛变，史称马日事变。革命者淋漓的鲜血洒满三湘大地！
　　就在马日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2日，周恩来被通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由于许克祥的封锁，中共中央得到的有关马日事变的情报只是事件的概况。
　　当时在武汉的苏联人A．B．巴库林在5月22日和24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
　　“长沙发生了军阀叛乱。……纠察队被缴了枪，工会被捣毁。何键的一师在团长许克祥率领下发动叛乱。详情不知。”
　　“中共中央对于湖南的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目前还未得到关于湖南事件的确切消息。”
　　5月25日，周恩来再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中，中共中央把许克祥发动的反革命叛变，看成是“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决定彻底矫正工农运动的“幼稚行动”。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必要时可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常委会。
　　前一天的常委会刚散，武汉就获得了湖南事变的详细情报。鲍罗廷大惊失色，立即向汪精卫提出与湖南事变查办代表团一起赶赴湖南的要求。
　　查办代表团刚到岳州，许克祥就从长沙发来逮捕和处决代表团团员的电文。代表团一行6人只得狼狈逃回武汉。
　　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但对事变处理仍主张采取和平方式。
　　而在此时，遭到叛军攻击的湖南党组织却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秘密组织了长沙周围的十万农军，准备进攻长沙。
　　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使主张和平解决的陈独秀、鲍罗廷大为震惊。他们立即向湖南党组织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屡经事变。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对湖南的军事叛乱有着更深的认识。一个个疑问在他脑海里产生：
　　许克祥以一团之长，为何在刚刚调到长沙后几天就发动叛变，而且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其后是否藏着更大的阴谋？
　　谁是幕后策划者？
　　从湖南来汉同志悲愤交加、泣不成声的叙述中，周恩来对事件真相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他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不出所料，十万农军撤退后，湖南局势在叛军的控制下急剧恶化。
　　由反动分子组成的“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宣布在湖南“清乡”，土豪劣绅乘机反改倒算，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迅速增加到10000余人。
　　6月4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明确提出请武汉国民政府派兵削平叛乱并保护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
　　被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仅根本无意出兵平叛，反而为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公开辩护。
　　汪精卫就这样露骨地叫嚷：“本席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宁丁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象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
　　就是这个颠倒黑白、为许克祥鸣不平的汪精卫，要唐生智委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到湖南，负责解决湖南事件并布置省防。
　　周斓于6月6日到达长沙后，即与张翼鹏、许克祥等沆瀣一气，参加了“救党委员会”。
　　6月14日，湖南省军事厅发出15路“清乡”电令。
　　在周斓的“查办”下，湖南的反革命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整个湖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中国共产党依靠武汉国民党中央武力讨伐许克祥的企望，事实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是进攻？还是继续退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反抗动摇、反动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蔡和森，提出准备在湖南、湖北组织革命力量反抗反动势力，以武力改组国民党中央的两湖决议案。
　　李立三、刘少奇准备组织武汉工人举行反抗武汉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总罢工。
　　董必武在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振臂疾呼：“此举关系重大，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目前只有前进，决不应该后退！”
　　对这些积极行动，周恩来发自内心地表示赞成。他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屡遭挫折而不屈服，面对危机而不气馁的顽强精神，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
　　6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蔡和森再次发言，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做基础，向反动派作斗争”的建议。
　　蔡和森的话音刚落，一直在认真倾听的周恩来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接过话头，全面分析当前的政治局势，称赞蔡和森的正确建议，然后对他的发言进行补充，提出了以“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
　　周恩来和蔡和森的发言，在常委会上引起反响，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从会场回到友益街尚德里的住处，周恩来显得有些兴奋。
　　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从各种途径得来的消息，湖南革命势力虽然遭到许克祥叛军的严重摧残，但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民武装，广大受迫害的工农群众对许克祥的倒行逆施恨之入骨，蕴蓄着强大的反抗力量。
　　从这些情况分析，周恩来认为组织湖南工农群众进行反抗许克祥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有胜利把握，机不可失，必须立即着手准备。
　　周恩来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一旦作出决定，便会立即付诸实施。
　　在他的安排下，10名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派往湖南浏阳和平江。
　　在会见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时，周恩来指示参加广东普宁暴动失败的农军，此时不宜来汉，应尽快返回湖南同汝城农军合编，就地在湖南举行暴动。
　　6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在湖南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
　　关于暴动的战术，周恩来主张在暴动中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可相机打击土豪劣绅，造成革命声势，壮大革命力量，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问题临时委员会。
　　关于暴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提议在长沙重建省委，下设军委，各区相应设立农军委员会，具体负责暴动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并建立秘密交通处。
　　在说明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暴动计划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时，周恩来告诉大家，军事部已准备另派150名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到湖南，进行暴动的准备和组织。
　　听了周恩来关于湖南暴动准备和组织工作的发言，蔡和森马上想到了毛泽东。
　　身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芒鞋布衫，走遍了三湘5县大地，历时32天。解决农民急需的土地问题，进行农村土地革命的思想，从此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作为同乡和同志，蔡和森对毛泽东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
　　会上，蔡和森提出由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建议，为周恩来的湖南暴动计划，投了赞成的一票。
　　三天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再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
　　经过讨论，大会最后同意了周恩来的计划，并决定组织指挥暴动的湖南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亲赴湖南，负责暴动的具体组织和指挥。
　　然而，就在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军事部正为实施这个计划而积极准备的时候，鲍罗廷和陈独秀又发生了严重动摇。他们听信各种谣传，错误地认为湖南的革命力量已溃不成军，盲目暴动只能导致失败。
　　实际上，这仍然是他们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害怕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决裂的表现。
　　原来主张反击、态度十分坚决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此时也令人费解地来了个180度急转弯。
　　在他们的主持下，湖南暴动计划被一再修改，原来已经决定的暴动经费也迁延不发。
　　周恩来一直等待着中共中央的最后决定，焦急、忧虑一齐涌上心头。
　　当听到暴动计划最终被取消时，一向态度平和、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与罗易大吵了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