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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三次召见林一山

发布日期: 2015-01-20 来源:

  毛泽东在听完武钢李一清、韩宁夫汇报后,又召见了长办主任林一山。
  林一山,何许人也?山东文登县人。南下之前,任辽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1949年夏天,一支1。4万人的南下干部团经过武汉时,正值长江发大水。团长谭政、副团长陶铸,决定留下秘书长林一山负责治理长江,职务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随董必武到南京接收国民党水利部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放弃了赴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的机会。自此后,林一山不爱当官爱水利,一头扎进了有关长江的工作,在武汉组建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从革命家向水利专家的转变,在长委实力很强的知识分子群中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和技术权威,对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长江的治水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召见林一山。
  第一次是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长江舰巡视长江中下游时,19日、22日两次在舰上与林一山就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进行谈话,听取林一山的看法。
  万里长江——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遍及18个省、市、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为2.68亿千瓦,年均发电量可达1万亿千瓦小时,占全国可开发量的53.4%,相当于一个年产5.6亿吨煤的煤矿,约为美国可开发水电总量的1.46倍,通航里程7万公里,为内河航运之冠。它贯通东西,是我国沟通内地与沿海的黄金水道。
  但是长江每年因汇降雨多的百川于其中,给两岸人民也造成了洪涝灾害并不绝史书。从公元前185年(汉代)到1911年(清末)的2096年中,大小洪灾214次,平均10年一次。远的不说,光说1870年(同治九年),整个四川、湖北都笼罩在暴雨下,倾盆大雨,无休无止,百川千溪,汇人长江,江水日升夜涨,四天之内长江流量由4万立方米/秒猛上升到10万立方米/秒。滚滚江流,无际无涯,南扑洞庭,北吞江汉,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一座座城镇和一片片乡村。1931年,洪水淹及农田5090万亩,淹死14.5万人;1935年洪水,淹没农田2246万亩,淹死14.2万人;1949年,洪水淹没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万余人;1954年,洪水围困武汉达三个月,京汉、粤汉线中断百日,有关专家认为,国民经济所受的巨大损失,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一造成的损失。
  长江近几百年的水文资料证明,长江枝城站洪水流量超过8万立方米/秒的有八次,其中超过9万立方米/秒的有五次,1860、1870两年则超过了10万立方米秒,而下游防洪的安全泄量只有6万立方米/秒。
  长江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同时并存。事实明摆着,要安邦定国,长治久安,既要能利用巨大的水能,又要千方计地根除其洪水灾害。这两件事,一个目的:为国为民造福。
  1919年孙中山提出整治、开发长江的想法后,1944年,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提出了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的“潘绥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另外一个美国人——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世界著名大坝权威萨凡奇博士的极大兴趣。经过实地勘察,萨凡奇在中国同行的帮助下,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早期真正推动三峡工程车轮飞转的,就是这位萨凡奇博士。当时在美国,他是公认的大坝设计师。“二战”前,他在美国西北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世界最大的大古力坝,为战时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电力,也为美国西部带来了繁荣。萨凡奇来华前,已设计改选了60多座大坝,包括居世界四座最大水坝之列的美国鲍尔德坝和大古力坝,其权威已享誉世界。
  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宜昌,在南津关能看到日军前沿阵地和钢盔的反光。日军还常到三峡地区沿江轰炸。因为太危除,当局请萨凡奇放弃踏勘计划。但他干脆立下遗嘱,生死在所不惜。这次踏勘的重要成果,就是选定南津关作为三峡水库的坝址。在萨凡奇的推动下,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先后派出了54名由徐怀云先生为领队的工程技术员,赴美进行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资金短缺,完全丧失了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需的社会环境,1947年5月16日,初步设计被迫中辍,人员遣散,一直到这次林一山向雄心勃勃的毛泽东重温三峡旧梦。
  2月19日,林一山接到中南局的通知,毛泽东要在“长江”舰接见他,并要他陪同毛泽东巡视长江中下游地区。
  上午九十点钟。毛泽东在罗瑞卿、汪东兴等人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专用码头的“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缓缓驶离码头。这是满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次巡视长江。
  林一山登舰后,毛泽东在二楼的仓里接见了他。
  “你见过我没有?”毛泽东问。
  “见过。”林一山说。
  “在哪里?”
  “西安事变后,我是白区代表,去延安开中央会议时见过您。”
  毛泽东是带着治国安邦的宏大设想来找“长江王”林一山的。
  当时的林一山已有较强实力。1952年,在他主持下,出色地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闸,使荆江大堤建成后渡过了54个伏秋大汛。特别是1954年、1981年和1988年长江发生了三次特大洪水,大堤安然无恙,保护了江汉平原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持续发展,京广线的畅通无阻。但这仅是荆江防洪治本的一个开端,因荆江河道的安全泄量不能适应上游巨大而频繁的巨大水量,荆江大堤防洪的局面仍是紧迫。荆江大堤的设计标准只十年一遇,若碰上百年一遇,仍要重复1870年的惨状。
  毛泽东问林一山:“你有多少工程师?”
  “270个。”
  “工程师讲百呀!”毛泽东眼睛一亮。
  “有多少技术员?”
  “1000多。”
  “呵,技术员讲千呀!”
  毛泽东没想到林一山手下有一支如此庞大的技术队伍。简单地寒暄后,毛泽东即切入主题。
  “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毛泽东问。毛泽东将在南下列车上与王化云的谈话移到了长江上。
  毛泽东说的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这是因为受到热带气候影响,南北雨量差距很大所致。南方诸河平均年入海和出境水量都在94%以上,西南水资源更是丰富,而且开发利用程度很低,平均年出境水量占天然年径流量的99%以上,河川径流量几乎全部流出国境。而北方的海河、滦河人海比重只有56%,黄河62%,而且逐年递减,还多次出现倒流现象。不仅工农业供水不足,诸如北京、青岛、西安等城市还出现过生活用水的危机。所以,毛泽东要南水北调,将南方的水借调点儿给北方,是有现实根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可以。”林一山答。
  “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
  “为什么?”
  “我不敢那么想。”
  毛泽东展开林一山带上舰的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印制的《中国地图》。
  他用红蓝铅笔指着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又指到了四川北部的白龙江问:“白龙江水大,能不能调到秦岭以北?”
  “不行。”林一山说。
  “为什么?”
  “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水越大,但是地势低了,秦岭高大,打洞过不去呀,既不经济,又不可能。上游工程量小,但是水小,不划算。”
  毛泽东认为言之有理,没有再问,他的笔又指向略阳地区,叉指着嘉陵江干流上游西汉水问:“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道理和白龙江一样。”
  接着笔又指向汉江:
  “汉江呢?”
  “有希望。”
  “你说有希望,道理何在?”
  “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中间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向东。越往东,山势越小,地势越低,水量越大,引水工程却越小,这里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顿时精神振奋。他在汉江干流陕西汉中以下的一个小峡谷上划上一道红杠:
  “这里修个坝行不行?”
  “可以,但是水小。”
  他又沿汉水在陕西安康以下的位置划了一杠:
  “这里行不行?”
  “也不太好。”
  红杠又划到湖北均县。
  “这里行不行?”
  “这还可以。”
  回答得很勉强。
  毛泽东又把红笔划到了丹江口。
  “这里行不行?”
  “这里可能最好。”
  “为什么最好?”
  “这里是汉江下游,水量充足,而且引水不用过河,又在大巴山脚,保持着一定高度。这里我们作过规划,但是没有考虑南水北调的问题。但是很有希望。”
  红笔又指向丹江口以下。
  “再往下呢?”
  “那可不行了。”林一山说。“再往下游,河谷变宽,河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了,没有高山,没有条件建高坝。”
  这时,毛泽东的笔,已沿着三千里汉江,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麓后立即停住。毛泽东说:“你立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不一定要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一张大地图,一条汉江,从上游到下游,被毛泽东的红笔一道道拦腰切断。
  后来“长办”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查勘过程中,最终还是选中了丹江口这个理想的引水到华北的地段。从这一地段向华北引水,出乎意外地符合预想的要求。这就是壅高汉江水位,然后引水穿越汉淮分水岭,不用搞太大的工程,就可以自流引水到淮河、黄河和海河。加上汉水在历史上也常出现水灾。1935年7月初的一次洪水,一夜间竟淹死了八万人。解放伊始,国家把汉江的防洪列为重点。由于南水北调引水线路规划方案的合理,且
  丹江的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工作业已完成,所以,1958年在中央成都会议上,在做出长江流域规划及三峡工程意见决议的同时,批准了丹江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开工。作为建三峡大坝的试验工程,9月1日,汉江与丹江汇合下游800米处的右岸凤凰山上,一声炮响,丹江口水利工程动工兴建了。至1968年建成第一期工程,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73年6台机组并网通行,标志着工程全部建成投产。丹江口工程除有电站、船闸、泄洪闸等外,还建成了南水北调的向华北引水的引水闸工程和渠道工程。这项工程是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五方面的效益显著的优秀工程。截至1998年底,累计发电1053.27亿千瓦/小时,可灌溉湖北、河南两省的耕地面积为24万多公顷;累计引水123.412亿立方米,保证了汉江中游23个县、市1280万人口、1.24万公顷耕地的安全,航运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汉口至襄樊河段变季节性通航为全年通航,汉江干流湖北省境内年货运量由400万吨增至1000余万吨,彻底结束了以往“汉江千道弯,弯弯有险滩,船在汉江行,如过鬼门关”的历史;形成了有效养殖水面6.5万公顷,年产商品鱼650万千克。自枢纽运行以来,累计实现综合效益达331.56亿元,为工程初期投资的34倍之多。丹江口水利枢纽真正成为了五利俱全的工程,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益。
  22日,毛泽东请林一山吃饭。
  饭后,毛泽东和林一山来到甲板上。这次是专门谈三峡工程的。
  毛泽东指着长江,对林一山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长江水利资料,你们研究得怎样?”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图》,汇报说:这几年,“长办”组织了一批力量,整编了长江百年水文资料。这些资料,件以万计,重以吨计,通通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几十年内战,干支流、水文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作些延伸或插补,有些记录得用人工的方法“塑造洪峰”,以示验证。
  毛泽东听后说:“这个方法真有趣。”“长江支流的水文资料是很宝贵的财富,你们整理得好。”
  为了搞清历史洪水情况,从50年代开始,“长办”即组织了雄厚的力量调查历史洪水,即进行所谓的“水文考古”,查得1153年以来,重庆至宜昌600公里河段1200处洪痕,特别是对1788年、1860年、1870年等特大洪水的调查,有相当高的精度。“长办”对长江数百年水文资料的整理,使“长办”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
  1962年夏天,“长办”存放水文资料的大楼发生爆炸,正在东湖客舍的毛泽东闻讯后,大为震惊,焦急地问王任重:“水文资料损失没有?”
  王任重立即打电话给林一山后,告诉毛泽东:“水文资料完整无损。”
  毛泽东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长办”这套水文资料是长江流域惟一的一套完整的水文资料,如果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当即请王任重转告林一山,将水文资料复制4份,分置全国各地,以免毁于一旦。
  随着,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开展,现在“长办”12000多人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从事水文勘测基础工作。全流域共有基本水文站894个,水位站1418个,雨量站4697个,“长办”还有水文勘测队7个,河道观测队10个,整编水文资料站点91934个,刊布239巨册。河道观测共刊布23册资料。
  毛泽东接着问:“长江流域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的分布怎样?”
  林一山说:“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是在3~6月间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澧水系开始涨水。但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延伸,到7~9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如果汛期四川洪水洪峰到达中下游地区时,中下游地区也下暴雨,往往容易造成大洪灾。”
  毛泽东马上问:“那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
  “是暴雨。根据资料,1935年7月1日开始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中下游八万余人,沣水下游四万余人。至于‘川雨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2000毫米。”
  “真了不得!”毛泽东笑着转身问:“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一米八几。”罗瑞卿说。
  “嗬.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的降雨量,比你罗瑞卿还要高呀!”毛泽东惊叹。
  毛泽东又问道:“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
  林一山指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上的大小水库说,计划逐步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修建一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根本解决长江洪水灾害。
  毛泽东十分兴奋她说:“太好了,太好了!”他在规划图上画了大圆圈,说:“修这么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
  “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林一山回答。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顿时兴奋起来,他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紧接着又谈到了“萨凡奇计划”。
  毛泽东问:“那时修三峡,造价多少钱?”
  “13亿美元。”
  “美元和人民币怎么比?”
  “不知道。”
  “把罗瑞卿叫来……”
  罗瑞卿回答说:“13亿美元约合四五十亿元人民币。”
  “不贵嘛!”毛泽东轻松地说。
  “好,我这回总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毛泽东高兴地说,“长江的事情,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了你这个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
  “长江”舰的谈话,严格限定在毛泽东和林一山之间。船到南京时,毛泽东特意把林一山叫去,嘱咐:“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要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但是经过几天长谈,林一山已非常清楚毛泽东关于长江的想法。他想在长江上干两件大事,一是南水北调,一是三峡工程。
  这两天,“长江”舰三楼卧舱彻夜不眠的灯光,这里正在进行着一次决定长江命运的历史性长谈。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的未来理想,都装进了这间小小的卧舱。
  1954年夏,长江发生了大洪水,冲开长江、汉江堤防64处溃口,两湖平原一片汪洋。湖北有2127万亩农田受灾,受灾人口926万人,死亡30582人,京汉、粤汉线百天不通车。湖南60个县市被淹,死亡1700多人。江西、安徽、江苏灾情也十分严重。这么巨大的损失又一次使关心人民疾苦的毛泽东大为震动。
  洪灾过后,中央和毛泽东加快了对长江治本工程的筹划,决意要把三峡工程推向议事日程。
  1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第二次召见林一山。在武汉至广水的专列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专门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汇报。
  刚坐定,互相简单问候后,毛泽东开门见山:
  “三峡工程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说:“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可以完成。”
  毛泽东问:“依据何在?”
  林一山说:“苏联正在建设的水利工程,从技术和工程规模与美国已建成的差不多,美国水利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相信苏联水利专家也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自己建,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那必须等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建完取得经验后,因为丹江口水库的规模也算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工程。我们有了这种经验,就能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
  毛泽东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怎么样?”
  林一山同答:“虽然我们大部分地质勘探设备用在丹江口工程上了,只在三峡坝区做了初步的坑探,但我们在三峡选定了一个新坝区在美人沱,比萨凡奇拟定的南津关坝区要好。”“根据坑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坑深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世界上花岗岩风化层最深可达百米。”
  毛泽东问:“如果美人沱风化也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请主席不用担心,100米深的风化层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风化情况。100米以下当然是新鲜岩石了,而我们这里,根据岸边勘探30米深的风化层在这个地区可能是最深的了。”
  林一山又说:“在这个河段上,有25公里的火成岩,我们才开始从几个点线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一段的上一段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刘少奇问:“什么是片麻岩?”
  没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使用他那张开五个手指晃动的习惯性手势,情不自禁地对刘少奇说:“好了!好了!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没有风化问题。”
  这次京汉线上谈话后,周恩来即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派专家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
  这次,在东湖客舍,是毛泽东继长江舰、京广线上的第三次召见林一山。
  因为有了上两次的详谈。这次,毛泽东只是与这位老朋友见见面,也问了些三峡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林一山一一做了回答。
  会见是短暂的。但毛泽东这次在东湖客舍填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已初具轮廓,并已有了在三峡建坝的肯定性结论,所以才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优美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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