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生命线”

　　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决定重新设立中央军事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任部长，下设军事委员会及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5科。次年8月杨殷牺牲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军事部部长。1930年2月，中央军事部与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合二为一，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关向应、李富春先后代理书记），直属中央政治局。
　　中共“六大”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把“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列为军事工作“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29年秋，柳直荀作为中央军事（部）巡视员赴山东烟台，视察军运工作，考察胶东军阀刘珍年部和地下党活动等情况。10月21日，柳直荀结束考察，离开烟台回到上海，4天后写出了《克明对烟台的巡视报告》向党中央汇报。
　　报告对烟台的社会经济状况、工农运动发展、党的发展历史以及党的组织建设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对烟台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也对其工作作风提出了严肃批评。同时，对党支部生活进行了规范并提出了严格要求，对烟台党组织下一步的中心工作提出了4点意见。周恩来根据柳直荀的报告，又派胡允恭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去烟台，先后建起中共烟台军事特支、警察特支和地方特支。其中，设在刘珍年部的军事特支，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使党能在刘部与其所辖地区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1929年冬，奉中共中央之命，柳直荀从上海来到武汉，任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事部巡视员，从而开始了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活。柳直荀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候补常委、军委书记，并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和血色屠杀中挺身而出。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柳直荀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巡视工作，传达党中央指示，同时把根据地的情况及时汇报给党中央。为了在路上蒙混敌人，他经常打扮成洋行商人的模样，把党的文件混在包装整齐的纸捆里，有时还对盘问的敌人说上几句英语。同志们知道了，便开玩笑喊他做“洋人”。不过，当他们与柳直荀接触和熟悉以后，就又都打心眼里喜欢这位平易近人的“长哥”。
　　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让柳直荀兴奋不已。贺龙在湘西武陵山区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红四军。周逸群、段德昌领导开展了以洪湖水网湖区为基地的游击战争，鄂西游击大队整编成洪湖游击总队，再扩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亦称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周逸群任政委，下辖第一、第二两个纵队。但是，中共湖北省委夺取武汉等大城市的命令与鄂西特委的巩固发展方针发生分歧，妨碍了两个纵队军事行动的统一。
　　1930年1月上旬，柳直荀将了解到的情况，到上海向党中央作了汇报，然后奉命返回湖北，到洪湖革命根据地，传达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以及红四、六军会师的计划，参与并指导红六军的创建工作。柳直荀以中央军事部巡视员身份，写信督令分别活动的红军独立师两个纵队尽快到江陵集结，这样才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月5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在监利县汪家桥胜利会师。柳直荀传达中央指示，宣布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孙因病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下辖两个纵队，段德昌兼任第一纵队司令，段玉林任第二纵队司令。为了加强党对红六军的领导和改进政治工作，柳直荀以中央军事部巡视员的名义，指示中共鄂西特委改组了原来的前敌委员会，组成新的前委。
　　正是在这洪湖的水网湖区，柳直荀与段德昌这两位湖南老乡，在南昌起义后再次见面，彼此感到分外高兴。此时的段德昌已在战火中淬炼成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享有很高威望，被洪湖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柳直荀力荐任红六军副军长的段德昌兼第一纵队司令，并向中央举荐他担任重要职务，力争段德昌代表红六军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红六军成立后，作为中央巡视员的柳直荀就一直随军行动。他为建军后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所鼓舞，也对段德昌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了亲身感受。在红六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同时，荆江两岸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也先后建立。
　　4月中旬，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调弦口（今石首市调关镇）召开。因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万涛去湘鄂边未归，柳直荀受鄂西特委邀请负责主持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与周逸群等一起团结合作，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大会成立了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今仙桃市）、潜江在内的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选举周逸群为主席、崔琪为副主席。鄂西五县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洪湖革命根据地完全形成。从此，洪湖苏区有了统一的行政领导机关，从而开始了苏区建设的新阶段。
　　4月下旬，柳直荀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很快又返回武汉。然后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创建红二军团的工作。他和周逸群一起，派人去湘西与红四军联系，传达中央军委和鄂西特委要求他们迅速东下洪湖的指示，这是柳直荀来到洪湖苏区以后向贺龙发出的第二道“金牌”。7月4日，贺龙率领红四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县城南平胜利会师。7日，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军委巡视员柳直荀传达中央指示，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并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柳直荀任委员），贺龙任红二军团总指挥。
　　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两大使命，作为中央军委巡视员的柳直荀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和踏实。他根据组织需要留下来，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二军军长。从党中央机关转入地方部队工作，这对于柳直荀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他一方面虚心向贺龙、周逸群等请教，另一方面深入基层，下到各个部队调查研究，努力掌握带兵的第一手资料，练就政治、军事方面的过硬本领，参加了消灭反动迷信武装组织“白极会”的斗争。
　　由于发展历史不同、诞生地区不同，红二军和红六军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全军政治工作负责人的柳直荀，坚决贯彻红二军团前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各项决定。他亲自撰写并经前委讨论和一致通过的《红二军团政治工作大纲和实施细则》，成为红军时期我军少有的、比较完整和规范的一份军队政治工作纲领性文件。
　　柳直荀深知，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他牢牢把握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建立和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提高官兵政治素质，加强团结教育。他还从工农成分较多的红六军精心挑选一批觉悟高、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充实到红二军。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新组建的红二军团很快便打造成为了一个坚如磐石、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有力地保证了红色区域军事上的胜利。
　　9月上旬，邓中夏受党中央派遣担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成为湘鄂西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同月20日，邓中夏在周老嘴召开红二军团前委军事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红二军团渡江南下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会议决定执行中央命令，并“先攻监利再渡江”。
　　监利县城南枕长江，城池坚固，守敌装备精良，是阻塞洪湖革命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白色据点，红军曾两次攻城未果。9月22日拂晓，红二军团在苏区十万农军配合下向县城发起攻击。柳直荀与段德昌、许光达等一起，率红六军第十七师，从城西后河黄高桥突破敌人防线，用炸药包轰开城墙，领先冲入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与此同时，贺龙率部攻进北门，敌人招架不住，且战且退，退至城南江堤上，背水顽抗。此时，早先打入敌人内部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三师教导团第一营第九连连长的杨嘉瑞，带领第九连、第十连火线起义，里应外合，监利县城终被攻克。经过一整天激战，共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红二军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使鄂西、湘鄂边和洞庭特区连成一片，大江南北风展红旗如画。
　　在攻克监利县城的战斗中，杨嘉瑞作出了特殊贡献。柳直荀与杨嘉瑞早在两年多前就已认识。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河南巡视工作时，经过国民革命军南路军副司令邓宝珊的老乡和秘书长、中共地下党员葛霁云引见，与同为地下党员的杨嘉瑞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友谊甚笃。当得知杨嘉瑞已打入敌人内部随部队驻防监利时，柳直荀向贺龙献上了里应外合之计，并派中共监利县委委员张孝贵乔装成“送祝米”的少女与杨嘉瑞联系，终于取得成功。
　　战斗胜利后，柳直荀来到江堤上看望起义官兵，一见面就说：“我代表贺龙同志来问候你们，你们的路线很对！”老朋友相会，柳直荀与杨嘉瑞紧紧拥抱。他还找杨嘉瑞谈话，派他到红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第二营去当营长，并征求如何安排使用起义军官的意见，两个连的士兵都愿留下来加入红军。
　　9月24日，中共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县城方松泰商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中共鄂西特委和鄂西五县联县政府相应地扩大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首脑机关设监利。因旷继勋调中央工作，确定段德昌任红六军军长，柳直荀兼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这两位老朋友终于又在一起合作共事，并肩战斗。
　　随后，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相继在监利县城召开，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以监利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它与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
　　为加紧对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红二军团在洪湖军校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柳直荀不仅亲自给学员授课，还利用古体词牌《江城子》推陈出新，为训练班写了一首《红军跑步歌》：“共产光明好主义，打土豪，均田地。男女平等，同唱幸福曲。有志青年快起来，向黑暗，猛攻击！  同志切莫再迟疑，不贪生，死何惧？冲锋在前，一定得胜利。洪水滔天路漫漫，洒热血，染红旗！”这首歌节奏明快，气势磅礴，被革命者称为“中国的《马赛曲》”。
　　10月中旬，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后，虽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强攻湖南津市、澧县时就遭受挫折。贺龙、段德昌等人要求撤回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遭到邓中夏否决，段德昌还被免去红六军军长职务。在松滋杨林市的战斗中，红二军团再次陷入敌军重围，损失惨重，不得不于12月24日向湘鄂边转移。由于湘鄂边地区人力、物力均甚缺乏，根据地人民虽尽全力支援红军，但仍不能满足部队需要，加之连续战斗，得不到及时休整和补充，部队由3万多人锐减至1万余人，处境十分艰难。
　　1931年2月21日，部队转往长阳枝柘坪（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枝柘坪村），准备在此驻扎一个月，一面休整，一面派部队四出解决给养问题。在这期间，红六军政委柳直荀和下属第十七师师长许光达一起，率领一支筹粮部队，进至松滋、公安一带，拟趁机返回洪湖苏区。这次行动虽未达到目的，却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正在这时，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洪湖苏区， 3月27日在监利桥市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根据夏曦的指令，红二军团在枝柘坪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二、六军分别改编为红七、八师，并选出邓中夏、贺龙、柳直荀等7人组成红三军前委。
　　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利用党的政治工作教育和发动群众，柳直荀领导的红三军政治部制定和下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指出：“红军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而战斗，为了土地归农民而战争。”同时规定了红军的十条纪律。柳直荀领导各级政工干部广泛散发和宣传，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加强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