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求发展，谱写新篇章——湖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就及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荆楚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书写新的历史辉煌。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29年中，湖北人民在党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艰苦奋斗，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949年5月16日，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胜利炮声中，华中重镇武汉解放。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湖北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开始了划时代的社会巨变。全省上下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悦之中，建设美好新家园的干劲十足，信心满满。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实行大变革

　　从1949年到1956年，是党领导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阶段。

　　在解放之初，湖北农村凋蔽，城市萧条，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面对困难和贫穷落后的处境，在党中央、湖北省委领导下，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湖北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农村，通过开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城市，果断采取一系列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成功地同不法投机资本开展‘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结束了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然后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推动全省工商业转暖回升，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在全社会进行民主改革，按婚姻法实行新婚姻制度，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社会病害，净化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同时对旧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几套锣鼓一起打”，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到1952年底，全省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1953年10月11日，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召开，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从1953年开始，湖北进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湖北是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投资的省份之一，特别是国家计划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南方的重要工业基地，先后将苏联援建的156项工业重点工程中的3项，即武汉钢铁公司一期工程、武汉重型机床厂和青山热电厂一期工程安排在武汉，其后，又安排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造船厂、武汉锅炉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到1956年底，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湖北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湖北人民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农业实现大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

　　湖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指导。1953年春，毛泽东首次视察南方，武汉是第一站。从这次视察直到1974年，毛泽东差不多每年都来湖北，每次少则几天，多则半年时间。毛泽东多次视察大江南北，均把武汉作为他向全国发出重要号令的主要站点。他在这里勾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提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战略，指挥炮击金门和华沙谈判，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晚年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关心湖北建设，多次听取武钢、武重等重点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和进行实地考察，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多次在湖北与各级领导干部座谈，调查研究，并谆谆告诫湖北领导干部“—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他多次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经验材料。关于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毛泽东曾在多个重要会议上推广，并强调种试验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极其关注湖北的水患问题和水利、水电建设，在1953年第一次视察湖北时就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还先后为荆江分洪工程和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亲笔题词。1956年第一次畅游长江后，又描绘出“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极大地鼓舞了湖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北的斗志。

　　1956年7月，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北而奋斗”的主要任务，要求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及副业生产、商业与工农业、财政与经济、积累与消费等重大关系，促进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发展。党的八大召开后，省委认真学习贯彻八大精神，以八大精神为指导，领导全省人民掀起建设新高潮，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事业，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并取得初步成果，使湖北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扰乱了经济工作的正常秩序。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全省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面对严重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湖北省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工作作风，创造性地深入贯彻中央确定的八字方针，经过三年调整，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到1963年底，全省经济状况已全面好转，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趋向正常，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人民生活也有改善。在此基础上，1964年和1965年，全省经济又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

　　3、“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形成大混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湖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深受其害。在“文革”动乱冲击下，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很难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从而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灾难。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林彪、江青集团利用这种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的社会动乱严重发展并长期持续，但是，在全省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1967年“七二O事件”是一个分水岭。许多老干部逐渐得到解放，回到领导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造反派虽然当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徒有虚名，“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要车叫就来，党票闹不来”，始终没有实现其入党的企图，始终没有掌握实权，没能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和常委会。1976年的“四·五”运动敲响了“四人帮”倒台的丧钟。当时，不仅有湖北的群众到北京去，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花圈，而且在武汉市和全省各地也兴起了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湖北省革委会、中共湖北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利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尽可能抓住时机，坚持生产和开展建设，使湖北的国民经济在严重动乱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推进了中央安排在湖北的大型企业的建设。

　　这十年中，国家直接安排在湖北的投资约150亿元。其中有的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如武汉钢铁公司具有先进技术的一米七轧钢机工程，年产10万辆载重汽车的二汽，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的葛洲坝水电站（又称三三0工程），年炼油能力250万吨的荆门炼油厂，年精炼铜2.5万吨的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的湖北化肥厂，年采矿60万吨的荆襄磷矿等等。中央安排在湖北的大型企业建设项目，有一些是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同意决定的。周恩来还多次视察葛洲坝工程现场，力排“文革”的干扰，强调科学施工，质量第一，并且妥善处理了建设中出现的重大质量事故问题。在10余年间，湖北以“一二三”工程（一米七轧机、二汽、三三O工程）为龙头的工业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与此同时，湖北支农、电力、轻纺工业的建设也取得一定的发展。铁路建设成绩突出，十年间开工建设了焦枝线、襄渝线、枝柳线三条线在湖北境内的路段。粮棉生产有较大发展，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69.82亿公斤，棉花总产量达到458.85万公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4、走向历史转折时期，工作重心开始大转变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和长时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方面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进一步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广泛的政治保证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从1978年6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全省各项工作的开展，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省委不失时机地领导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政策，整顿厂矿企业，发展农村经济，使全省国民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湖北省从1979年起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永载史册的光辉成就 29年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而并不平坦，在探索中经历过坎坷，付出了代价，也取得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湖北的面貌和广大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湖北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成立前，湖北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加之长期的战争动乱，以致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湖北解放后，全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建立起省、地、县、乡各级人民政权的完整系统。这一新生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湖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省到最基础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从此彻底结束了湖北人民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彻底结束了被军阀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近代以来湖北人民期盼的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梦想，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精神。

　　在党的领导下，湖北仅用三年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大力推进国家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1954年8月，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昌召开，1955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举行。这两个会议，郑重宣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湖北的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保证全省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及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充分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的选择。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较快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较为公平的分配，又是社会长时期稳定和谐的根本保证，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2、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创立了工农业大省的产业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北工业基础薄弱，结构单一。1949年，全省工业企业4111个，总产值4.73亿元，90%的工业企业集中在纺织、食品等行业。29年来，湖北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到1978年，全省工业企业增加到1.59万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200余个，全省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4.79亿元，增加到161.98亿元，增长33.8倍，位居全国前列。

　　基于湖北的资源条件，重工业发展较快。一批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冶金工业方面，建成了以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为中心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在电力工业方面，建立了以葛洲坝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为中心的水电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建立了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中心的汽车工业基地；化学工业上，建立了盐化工、磷化工等重要的化工生产企业。此外，传统纺织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建立了以武汉、沙市、襄樊、宜昌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基地。全省还建立和发展了重型机床、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业锅炉、拖拉机制造、电子、日用机械、日用化工、家用电器等工业部门。

　　在地区布局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经济总量70%以上高度集中在鄂东地区的状况，开始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布局。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期，湖北生产力布局以武汉为基点，有计划地逐步地向鄂西北、鄂西南延伸，由中心城市向地县展开，由长江沿岸向新建铁路沿线展开，由鄂中腹地向边缘山区展开，从而形成了以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标志的具有湖北经济特色的三角经济圈。武汉市由一个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新型生产型特大城市，并和黄石、大冶构成以冶金、机械、轻纺、建材工业为主体的鄂东经济区。经济一向落后的鄂西北，由以汽车制造业为龙头的十堰和以汽车、轻纺为主体的襄樊市，构成鄂西北经济区。位于长江西陵峡口的宜昌，是举世瞩目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它与江汉平原上的明珠沙市市和新兴的石油化工城荆门等组成以电力、石化、轻纺为主体的鄂中、鄂西南经济区。鄂西北和鄂中、鄂西南经济区的兴起，拉动了荆楚边缘地区、落后山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全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这期间，湖北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则天下定。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水利长久失修，湖北经常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境地，灾民常常流离失所、荆楚大地饿殍遍野。新中国成立后，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建设了荆江分洪、荆江大堤和杜家台分洪工程，整修、加固和增建了9000余公里的江河堤防，建设大中小型水库6000余座、万亩以上灌区200余个，排水闸2000余座，初步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和水力发电等工程体系。湖北的江河干堤长度、大型水库总数、大型排涝泵站装机容量均居全国各省第一位。众多的大中小型齐备的水利设施，为湖北农业的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筑起了一道又一道护卫生命的防线。

　　3、科教文卫事业全面发展，确立了文化大省的科教优势

　　荆楚大地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当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挤出较多的财力、人力办教科文卫事业。29年间，全省科、教、文、卫等各行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湖北的不少科技成果，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如1972年，恩施天池山农科所育成“恩单2号”玉米杂交品种，亩产达到400公斤以上；1975年，黄冈县团凤公社花园大队试验成功温室无土育秧，在51个早稻县进行试验，推广到50万亩。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华中工学院等4个先进集体、裘法祖等40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525项科研成果，受到大会的表彰奖励。

　　教育事业不断恢复和发展。建国后头17年，湖北有1000多万人毕业于大中小学，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生约有10万余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今天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1978年底，全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当年全省高校招生19341人；建国29年来，全省大中小学85万名教师辛勤劳动，为湖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事业方兴未艾。湖北的许多艺术家、作家创作的戏曲和文学作品享誉全国，如由张敬安等编排的歌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10月进京上演后一炮走红，全国上下传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音乐家程云根据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成京剧《闯王旗》，并和音乐家莎莱、雁翎一起合作创作《长江大合唱》组歌；1978年1月作家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几乎所有的电台和地方性报纸竞相连播或转载。

　　医疗卫生事业获得探索性发展，其中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湖北的一大亮点。1966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湖北长阳“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随后，纪录片《合作医疗好》在全国公映。全国掀起学习长阳的热潮，全国有95%以上的农村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

　　4、交通运输迅速发展，提升了“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

　　湖北省的交通建设，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1949年湖北解放时，全省仅有公路3012公里，铁路342公里，可航行机动运输船舶的航道只有1736公里，现代运输工具共计1100余辆破旧汽车和100余艘小轮船，省城武汉通往各基层县（市）的交通要道长期滞阻，九省通衢道路不通，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建国初期，湖北交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抢修干线公路，恢复干线交通，重点修复了汉（口）宜（昌）、襄（阳）沙（市）、汉（口）小（界岭）、长（江埠）孟（家楼）等主要干线公路和1000余公里的支线公路，修复和改造了一些干线公路桥梁；集中翻修铁路线路，提高线路质量；打捞战时沉船23艘，逐步恢复长江航道，增设航标，逐段开放夜航；整修武昌南湖机场，拓宽机场跑道，提高调度质量。国民经济恢复后，随即开始有计划地交通建设。“一五”计划时期，国家用于交通运输的投资多达4。5亿元，交通运输总产值平均递增24。3%，高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率。湖北交通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1957年10月，第一座横跨万里长江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该桥为铁路、公路双层大桥，成为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交通枢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地区。湖北以铁路交通为主的运输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国家投资在湖北兴建了襄（樊）渝（成都）、京广复线、焦（作）枝（城）、枝（城）柳（州）、武（汉）大（冶）复线等5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为支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鸦（宜昌鸦雀岭）官（宜昌官庄）铁路，建成了沟通京汉线与汉丹线的安（陆）卫（家店）铁路。

　　到1978年，湖北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线路里程达到49071.8公里，其中，公路里程35440公里，铁路里程1260公里，水运里程11821公里，民航通航里程475公里，全省基本上实现“社社通公路”，社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5万公里。与此同时，全省运输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代运输工具汽车、轮船货运量比重上升到73%。初步改变了湖北交通建设“通衢不通”的落后面貌，为推动湖北交通事业跨入现代化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党领导湖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在这29年的奋斗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三个自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深刻的启示。　

　　1、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湖北社会主义建设29年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抓住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在十年建设时期，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之所以偏离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就是因为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最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文革”动乱长达十年之久。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始终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上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2、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回顾湖北29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结果。解放之初，当党的工作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转移的时候，省委从全省实际出发，坚持在一段时间内仍以农村工作为重点，以剿匪反霸、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开创了工作新局面。在“大跃进”中急于求成，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纯，也都是因为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带来严重后果。“大跃进”时期，省委领导在总结教训时，曾深刻地指出，“被胜利冲昏头脑”，“以感想代替政策，以点的情况代替表面的情况，以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以致在政策上犯了集中过多和平均主义的错误，在领导生产上犯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基层工作上犯了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教训是沉痛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要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以初级阶段国情、省情为基本依据，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要反对消极情绪，也要反对急躁倾向，坚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像陈云倡导的那样，“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3、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强国之魂。湖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9年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的“八大”期间，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党在执政条件下发扬群众路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从思想上充分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调动全体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作为工作的重心之一，并在反对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特殊化，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保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即使我们党在犯错误的时候，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纠正错误。广大人民群众依然团结在党的周围，响应党的号召，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李先念主政湖北时期，针对执政后的新形势，专门设置“李主席信箱”和“武昌邮局31号信箱”，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并亲自处理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各级干部，“现在最危险的倾向，是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不纠正这些倾向，好事就会做成坏事”。因此，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4、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湖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9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事业的战斗堡垒。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我们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带给人民的只能是动乱、痛苦和灾难。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历史是一条前后相继的河流，过去、现在和将来是有机的统一。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并赋予每一代人各自的使命。我们回眸从过去走来的足迹，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前进。进入新世纪，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湖北着力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肩负时代的重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围绕省委的各项部署，努力竞进提质、跨越赶超，为早日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目标，续写荆楚历史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