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转折——纪念中原突围胜利70周年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举国上下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恰逢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原突围胜利70周年。

　　70年前的1946年6月26日，发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镇的中原突围，是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正如当年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家副主席王震所指出的那样，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埋葬蒋家王朝的光辉开端。它以迎击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首战壮举，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开创了奠基伟业，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艰苦历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停止战争，休养生息，建设家园。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企图通过发动新的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继续维护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新中国的主张，并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确定了“针锋相对，寸士必争”的方针，竭力把中国引向光明。

　　在这场关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生死较量中，以湖北为中心，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地区的中原解放区，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争夺的焦点。

　　中原解放区，是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一块重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它纵横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余万。从这里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四军第五师，拥有5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伪军，为夺取中原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要将其大量军力从西南投送到华东、华北、华中和东北前线，必先夺取中原。而新四军第五师雄踞于此，便成为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重大障碍。

　　正因如此，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起，蒋介石就调集其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等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侵占了中原解放区之鄂中、襄西、襄南、鄂东、鄂南、豫中、豫西等广大地区。同时，抢占了早在新四军五师部队战略包围之中的华中重镇武汉，以及河南信阳、驻马店、郑州、南阳、洛阳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冲。一时间，中原解放区上空，黑云压城，弥漫着内战阴霾。

　　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地区的战略力量。1945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自粤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十月下旬，“三大主力”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在桐柏山地区胜利会师。随即，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中原局以郑位三为代书记；中原军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王震、王树声为副司令员，王首道为副政治委员（后为任质斌）。中原军区下辖江汉、鄂东、河南3个二级军区和第一、第二2个野战纵队，全军6万余人。中原军区组建后，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7个大的战略区之一，是镇守解放区大门的一支战略“铁拳”。

　　对于中原军区的组建，国民党军事当局忧心忡忡，他们意识到：“中共踞此，可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枣，以控襄樊；并可切断我平汉铁路中原之大动脉。”蒋介石为扫除进军华东、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障碍，陆续调集30余万军队，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调堡，企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

　　从抗战胜利至1946年6月，新四军第五师和此后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原战略要地进行了10个月的战略坚持，将国民党30余万军队牢牢牵制在自己周围，使其无法东进、北上，从而为兄弟解放区部队作好迎击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准备，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其内战部署就绪，遂密令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第六绥靖区30余万部队，计划于6月22日起展开行动，26日发动进攻，7月1日发动总攻，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

　　面对强敌，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沉着镇静，运筹帷幄，缜思断行，作出了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其他部队在东、西、北线配合行动的战役部署。6月23日，毛泽东亲拟电文，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郑位三、李先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6日，国民党军兵分4路，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作战计划，奋起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由此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

　　为出奇制胜，中原军区首长令皮定均等率领第一纵队第一旅，在宣化店以东泼陂河、白雀园一带阻击敌人，同时穿梭佯动，造成中原军区主力向东突围的假象；张体学等率鄂东独立第二旅，在宣化店以南佛塔山、河口一线阻击敌人，同时以精悍部队秘密进入宣化店，扮演“空城计”，迷惑在宣化店的美蒋谈判代表。在一纵一旅、鄂东独二旅的成功掩护和江汉军区、河南军区部队的有力策应下，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及主力部队，于6月26日夜“金蝉脱壳”，隐蔽撤离宣化店和各自驻地，踏上中原突围的漫漫征程。

　　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率领由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三五九旅、第十五旅四十五团、中原军区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精确选择突破地点，抢在“七一”国民党军发动总攻之前，从柳林至李家寨一线强越平汉铁路封锁线，一举突破敌之内层包围圈。随后，以神速、机动的行动，横穿桐柏、大洪山地，跨越豫西平原河网，在淅川等地强渡丹江天险，进入豫鄂陕交界地区。7月中下旬，经郧县南化塘、鲍峪岭，商南东赵川、梁家坟等地生死鏖战，数度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进入陕南商山腹地。

　　王树声、刘昌毅、张才千等率领由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第十五旅主力组成的南路军，在孝感王家店、卫家店一线血战竟日，冲破国民党军的“立体封锁网”，继而从钟祥、宜城流水沟、雅口等地强渡襄河，并在谷城石花街痛击阻截之敌，于7月下旬挺进武当山区。

　　罗厚福、文敏生、李人林等率领江汉军区部队，从安陆桑树店等地先行向西突围，连克国民党军占驻的宜城、南漳、保康、竹山4座县城，直指川东北地区，后根据中央指示，进入武当山区，与中原军区南路军会合。

　　黄林等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在随北地区积极行动，从北面策应主力西进，而后奉命随北路军侧翼向西突围。该部在泌阳羊册巧夺敌粮仓，奇袭敌辎重车队，经豫西二郎庙、九条岭、桑坪等地激战，冲破国民党军的堵截，进至伏牛山地区，后汇入北路军战斗序列。

　　担负掩护任务的第一纵队第一旅，在完成“声东击西”的佯动任务后，先是藏兵刘家山，而后飞跨潢麻公路，强越大牛山，突破青风岭，抢渡磨子潭，横穿皖中平原，冲破国民党军在津浦路上的阻击，于7月中旬胜利地入苏皖解放区，加入华东野战军序列；鄂东独二旅，在完成扮演“空城计”、掩护主力撤离驻地的艰巨任务之后，分路在大别山腹地穿插突围，于7月中旬胜利到达岳西冶溪河地区。该部后根据中央电令，又杀回大别山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至1946年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各支突围部队，均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伟大战略转移。在历时36天的突围战役中，中原军区5万（突围前转移和复员约1万 人）英雄儿女，以无比的毅力，英勇奋战，顽强拼搏，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图谋，夺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全面胜利。

　　中原突围战役后，中原军区部队又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战略部署，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开展游击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从1946年7月下旬开始，中原军区部队开始以陕南、鄂西北为中心，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革命根据地，并在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等地燃起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烽火。在发动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中原军区部队面对严重的敌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军14—32个旅的正规军和大量保安团队，为兄弟解放区部队胜利度过战略防御期、为推迟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为争取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早日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后，参加中原突围的各路各支部队，又纷纷汇入战略反攻的洪流中。“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陈毅诗：《吟反攻形势》）当年从中原突围出去的英雄部队，又成为解放湖北、解放全中国的一支支劲旅，为新中国的诞生再建新功。

（二）重要贡献

　　中原突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处于重要转折关头演出的一场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勋。

　　第一，政治上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体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段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以美国政府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迅速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其阶级利益，维持其独裁统治，急欲通过发动新的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但是，当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制约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图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有实力与国民党军相抗衡；二是国际国内舆论一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三是当时国民党主要军力集中于西南地区，向全国布兵尚需时日。因此，蒋介石玩起两面派手法，一面三电延安，邀毛泽东赴渝和谈；一面暗渡陈仓，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调兵遣将。　

　　中国共产党忠实代表人民的意愿，尽全力争取和平。毛泽东置生死于度外，毅然亲赴重庆谈判。为表达和平诚意，中国共产党甚至提出愿将120多万武装力量整编、缩编为24个师，并将黄河以南、包括中原解放区在内的8块根据地全部让出。但国民党蒋介石罔顾中共的巨大诚意，执意坚持其反动立场。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革命的两手来应对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一面从军事上加紧应对内战；一面从政治上同国民党展开谈判斗争，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面目。

　　中原地区是国共两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中原军区部队恪守停战令，以宣化店为中心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军却加紧对中原部队实施围困、在停战令签订后仍抢占中原军区部队控制的息县、光山两座县城。从1月10日至4月13日，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部队共225次，侵占城镇124处，打死打伤中原军区部队3000余人。对此，中原军区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以大量铁证如山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军“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先后发表《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为新四军五师呼吁》、《急救五万抗战有功将士》、《国民党加紧封锁进攻、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等文章，将全国反战的视线聚焦于中原。从而迫使国民党军与中原军区先后签订或达成了《罗山协议》、《吕王城协议》、《应山协议》。

　　进入5月，中原局势又聚然紧张，国民党军密谋于5月5日至9日对中原军区部队实施“闪击”。当中共中央和中原军区获此可靠消息之后，立即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周恩来紧急约见“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徐永昌，指出“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6万之众，如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

　　在周恩来的再三敦促下，“军事三人小组”决定前往宣化店视察调处。5月8日，周恩来偕美蒋谈判代表及40多名新闻记者抵达宣化店。在调处会议上，李先念、王震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历数国民党军破坏和平、违约进攻的逆行，使美蒋代表无言以对。10日，国共双方在汉口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汉口协议》是中原部队在反内战、求和平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

　　然而，停战谈判毕竟只是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块“遮羞布”。1946年6月，当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其内战时机成熟之后，便公然撕毁停战协议，于6月26日悍然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大举围攻。中原大地隆隆的炮声，终于彻底剥去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和平伪装。

　　第二，军事上彰显了人民解放战争正义战争、人民解放军正义之师的强大力量。当战争爆发之时，包括斯大林在内支持或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国内进步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表示出极大担忧。而这种担忧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双方兵力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而且拥有美械装备的40多个师；人民解放军装备老旧，人力物力补充基本依靠战争缴获和解放区人民供给。国民党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极少，基本上只能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是挺起胸膛迎接挑战，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不断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所以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如果他的反革命计划能够得逞，那么整个中国必然完全处在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之下，并且成为美国的附庸国，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我们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明显的优势。这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最根本的依据。毛泽东进而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豪迈地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我们不断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英雄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以中原突围的光辉斗争实践，完美地诠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科学论断。

　　中原突围战役之前，蒋介石对消灭被围困久的中原军区部队信心十足，认为其不过瓮中之物、盘中之餐，甚至在大举进攻中原部队之前便公然对外宣称：“未来48小时之内，国军将有惊人之举。”然而，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惊人”的不是国民党军重演“皖南事变”，而是中原军区部队冲破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以保存4.2万人、歼敌1万余人的战绩，胜利实现战略转移。正如1946年7月15日中央军委给郑位三、李先念指示电中所说的那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和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

　　中原突围战役的胜利，为全国解放战争赢得了“开门红”，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内战部署，给蒋介石“以极大震动与困难”，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解放区军民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心与士气。1946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适时调整原拟的南方战线作战计划，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据此，华东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东段出击，取得定陶战役的胜利。9月12日，《解放日报》以《蒋军必败》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第三，战略上牵制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极大地支援了兄弟解放区军民的反内战斗争。在中原突围及其前后近两年的战斗历程中，中原军区部队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战略牵制地位，担负着战略牵敌的重任。以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为代表的中原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勇于担当、敢于牺牲、顾全大局，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正处于由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中原军区部队为迟滞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军的步伐，放弃进入华东、华北兄弟解放区的机会，在中原战略要地顽强坚持斗争达10个月之久，牢牢拖住国民党军30余万兵力，为兄弟解放区作好迎击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当兄弟解放区部队休养生息、快速发展壮大之时，中原军区部队却被五六倍于己之敌，围困在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范围内，承担着巨大风险，过着“野菜和水煮”的困苦生活。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决计以围攻中原军区部队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在“黑云压城”的危急关头，中原军区部队仍着眼大局，作出了有利于全局的突围战役部署。在中原突围战役中，中原部队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四面开花”，不仅保存了力量，而且牵制了国民党军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赢得了解放战争的首战胜利，争取了战略全局的主动。

　　当中原军区部队冲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将进入陕甘宁边区之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军区部队改变原定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解放区外线继续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军区部队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战斗。经过艰苦努力，创建了豫鄂陕、鄂西北两块敌后根据地，并在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等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游击战场。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中原军区部队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种种难以言状的困难考验，以自身的重大损失，继续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推迟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时间，同时为其他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中原军区部队发挥的重大战略牵制作用，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曾给予高度评价。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宣化店对中原军区指战员们说：“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10月，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作用。”1947年1月，刘少奇在中原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原坚持与突围所起的战略作用，不比到华北编几个纵队打几个胜仗的作用小。同年11月，陈毅在淮阳汲冢接见中原突围部分干部时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12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苏家河接见部分参加中原突围的干部时指出：“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之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当年的这些论述，是对中原部队光荣战斗历史和贡献最客观、最全面的评价，是历史的结论。

（三）宝贵精神

　　伟大的历史孕育伟大的精神。

　　中原突围及其前后的伟大斗争实践，孕育形成了宝贵的中原突围精神。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原突围精神突出表现在5个方面：

　　第一，为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传的精神纽带，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抗日战争时期，全体中华儿女面对外族入侵，同仇敌忾，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关系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分歧。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决意实行其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则顺应民意，主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富强、民主的新国家。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面对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表现出非凡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毛泽东从国家前途和人民幸福的高度分析和看待这场斗争，他指出：“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起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主义的认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中原突围的战略决断。而在作出这一决断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付出重大牺牲的。1946年3月，王震代表中原局赴延安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当面告诫王震：“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陈毅也曾说过：中原突围，中央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甚至是牺牲李先念、郑位三。

　　为了民族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原部队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历史重任，率先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打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枪，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在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同时，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为正义而战，为争取光明前途而战，为彻底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

　　爱国主义是中原突围精神的灵魂，是中原突围战役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王震所说：中原突围胜利“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军全体将士都认清了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卖国殃民的罪恶，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从而激起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第二，坚决服从全局、不惜牺牲局部的顾全大局精神。 

　　中原军区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全局中的一颗战略“棋子”，在中原突围及其前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决服从解放战争的全局利益，舍小我、为大局、勇担当，表现出人民军队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树立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历史楷模。

　　早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原军队部队想要进入华东、华北等兄弟解放区休养生息，“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地搬出来”（陈毅语）。但为了坚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国民党军，中原军区部队主动放弃难得的休养生息机会，主动请示中央坚持中原斗争，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中原军区成立后，国民党军先后调集30余万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部队又曾面临“三走三留”的抉择，但中原部队最终以全局利益为重，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顽强地坚持中原，牵制大批国民党军，为全国其他解放区兄弟部队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中原部队胜利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即将进入解放区时，中共中央指示改变战略转移终点，在敌后创建新的根据地，配合解放区内线部队作战。中原军区部队尽管毫无准备，仍然义无反顾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在严重的敌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烽火。

　　第三，顽强进取、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艰苦奋斗精神始终激励着党领导人民战胜种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原军区部队斗争的历史，堪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典范。

　　在中原战略坚持阶段，面对敌人的强大军事进攻和严酷经济封锁，中原军区“数万人之部队已到无米为炊之境地”。但全体将士毫无畏惧，以“苦熬必胜”为方针，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团结依靠解放区人民共度难关。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陈少敏、任质斌等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带领部队开荒种地、砍柴烧炭、打渔摸虾，以野菜、稀饭充饥，终于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牵敌重任。

　　在中原突围战役中，面对6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面对“困苦之状不亚于长征后一阶段”的严峻局面，中原将士以“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英雄气慨，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不仅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大量杀伤敌人，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

　　在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中原部队面对严重敌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凭着对革命的必胜信念，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最终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斗使命。

　　可以说，没有顽强进取、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中原部队就不可能夺取中原突围战役及其前后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团结协作精神。 

　　中原军区部队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团结就是力量”。为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原部队不惜牺牲，全力配合兄弟解放区，全国各解放区军民也大力支援中原军民的斗争。中原突围，真正形成了“中原配合全国、全国支援中原”的互动格局，谱写了一曲全国解放区军民大团结、大协作的胜利凯歌。

　　在中原战略坚持的最艰难时刻，中共中央组织全国解放区军民和国统区爱国进步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谴责国民党军包围和封锁中原解放区的劣行，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战争的阴谋。1946年3月，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到宣化店慰问中原军区指战员，带来了解放区军民节衣缩食捐献的3亿元法币和一批救济物资，缓解了中原部队的困难。

　　在中原突围战役及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各解放区兄弟部队也是积极配合，有力地支持了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迫使国民党军从陕南和鄂西北抽调4个整编师东援；中共陕西省工委还派人策划了岐山等地的武装起义。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得到陕北部队的接应；一纵一旅跨入苏皖边区，也有淮南部队接应。这一切，都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原部队的战略行动。

　　李先念在回顾中原突围时曾指出：我们能够胜利地突出敌人的重围和创建新的根据地，除了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党领导的坚强的部队之外，还有支持我们的人民，有兄弟部队的支持和配合，以及各地党组织尤其是陕南、关中党组织的接应和配合。

　　第五，善于结合实际、勇于开辟新路的科学创造精神。 

　　以李先念、郑位三为代表的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时紧密结合中原地区的斗争实际，善于科学决断，勇于开拓创新，从而取得中原突围的全面胜利。

　　中原突围的战役决策就是典型的例证。当获悉国民党军将于7月1日向中原部队发动总攻的情报后，李先念等于6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突围的地步”，建议立即突围，并请示允许6月底实施突围的详细方案。其方案从时机上，计划定在7月1日国民党军总攻之前迅速主动突围；从方向上，确定主力向西；从方式上，决定分路突围，机动灵活行动。这一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方案，迅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和肯定。2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历史事实表明，正是因为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临危不乱，科学决断，为中原部队成功突出国民党军30余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奠定了胜利基础。

　　中原突围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原军区部队临时改变战略转移终点，在敌后创建根据地。面对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势，李先念、任质斌等从实际出发，积极探求新路，成功创造了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并在大别山等地广泛开展起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各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重要敌后战场。豫鄂陕、鄂西北根据地，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党领导在敌后最先开辟的两块重要根据地，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略转移与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运用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辉煌篇章，中原突围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途上，铭记中原突围历史，弘扬中原突围精神，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培养锻造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发扬新时期的“突围”精神，克难攻坚，创新发展，再展辉煌！

　　（执笔：何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