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湖北简论

         李先念出生于湖北，参加革命后长期战斗、工作在湖北，离开湖北后还始终关注着湖北。湖北的土地养育了李先念，湖北的人民抚育了李先念，湖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锻炼了李先念；而李先念也在由一名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过程中，为推动湖北历史前进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可以说，李先念是中国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与湖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位。这种联系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9年6月到1926年冬。这一阶段，湖北地区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湖北早期组织成立、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大革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李先念则在湖北历经童蒙、务农、读书、学徒、做工，度过了从幼年到青年的人生黄金期。
    第二阶段，从1926年冬到1932年11月。这一阶段，湖北地区兴起了大革命运动高潮，发生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武装起义，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开辟了地域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李先念则在湖北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黄麻起义和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游击队长、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团政治委员，从一名农民协会会员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第三阶段，从1932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阶段，李先念从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长征，从随西路军苦战河西走廊到延安学习，虽然离开了湖北，却在大部分时间以军政治委员身份与所率湖北子弟兵朝夕相处，以其言传身教将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员在后来湖北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从1938年11月到1954年5月。这一阶段历时14年，湖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李先念几乎一直战斗在湖北，历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军事部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皖湘赣解放区，指挥了中原突围战役，参与指挥了解放湖北的战役，领导建立了湖北省的人民政权，领导湖北人民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开始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阶段是李先念对湖北历史的进展影响最直接也是贡献最大的阶段。    
    第五阶段，从1954年5月到1992年6月。这一阶段，李先念从湖北调到中央工作，直至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并担任国家主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一直关注着湖北，对湖北的重点工程、水利建设、老区建设等诸多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对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于湖北乃至整个中国来说，20世纪都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特别是世纪中叶的四五十年代，包括湖北在内的整个中国在一场亘古未有的变革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李先念主事湖北，成为埋葬旧湖北的重要掘墓人和建设新湖北的主要奠基者。作为湖北地灵哺育的一位人杰，李先念在推动湖北历史前进事业中的历史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
    在军事方面，李先念创建了一支规模宏大的人民军队，开辟了一块地域辽阔的革命根据地，孤悬敌后指挥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后来又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配合友军解放了湖北全境。李先念1939年初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6月将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9000余人统一整编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11月又将豫鄂边、鄂豫皖、鄂中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使中原地区形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1941年2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的时候，部队发展到1.5万人。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已创建了一块以湖北为主体、跨连鄂豫皖湘赣5省的根据地，建立了5万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共歼灭日伪军4.3万余人，解放了包括湖北近一半面积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李先念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7大作战区域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进行了10个月艰苦的战略坚持，随后指挥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开展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从晋城挥师南下，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此后，十二纵与中原独立旅会合，成立新的江汉军区，很快恢复和发展江汉根据地，并配合友军解放了湖北全境。
    在政治方面，李先念参与领导创建了根据地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直接领导组建了湖北省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并为培养党的干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努力不但对湖北当时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湖北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一是工作基础。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政权建设，还是其他方面的政治建设，这一阶段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湖北后来长期的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显然与这种良好的工作基础密不可分。二是干部基础。湖北从省到县，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和建国初期的干部。这部分干部相当长时期在湖北各方面工作中发挥着领导和骨干作用，即使现在退出了领导岗位，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作风基础。李先念和他直接培养的一批干部所具备的求真务实作风，长期影响着湖北的广大干部，至今仍被视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楷模。
    在经济方面，李先念在湖北解放前参与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解放后领导湖北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为湖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湖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下面这组百分数，即可充分反映这种奠基拓荒的历史作用。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的1952年；湖北各项经济指标与1949年相比，生铁增长7.7倍，原煤增长76.46％,棉纱增长138.59％，棉布增长182.50％，粮食增长29.31％，棉花增长112.12％，油料增长67.02％；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0.7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5.71％，农业总产值增长35.2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60.89％；全省财政收入比1950年增长102.50％，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这3年的经济建设成就，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湖北22年的总和。在1953年全省将工作重点由社会改革转人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又很快夺取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门红”。李先念建国初期在湖北直接领导兴建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不仅以空前的建设速度而名震当时，而且以巨大的防洪效益而惠及永远。
    在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社会事业方面，李先念同样卓有建树，为湖北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在湖北社会主义大厦的每一声基石上，都凝结着李先念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李先念在推动包括湖北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前进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李先念内在的优秀素质。
    首先，李先念将具有浓郁楚文化特色的传统思想道德精华与无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精华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既具有高度党性又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精神。这种精神不但成为当时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泽被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顾全大局的境界、宽宏大度的胸怀、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坚韧不拔的志。
    其次，李先念通过不懈地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能者学习，具备了多方面超群的才能。这些超群的才能是他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也是他在干部群众中产生感召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原因。这些才能主要是指挥军事的才能、治理政治的才能和管理经济的才能，也就是治党、治国、治军的才能。
    李先念这些独特精神的形成和超群才能的具备，与他长期生活、战斗、工作的湖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先念8岁下田干活，10岁人塾读书，11岁进店学徒，12岁拜师学艺，15岁进城务工，17岁参加革命，19岁担任乡游击队长，22岁担任县苏维埃主席、团政治委员，23岁担任师政治委员后离开湖北。这时，李先念已经由一个山村幼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未到日立之年，已成日立之事，其世界观基本形成，各种才能也基本具备。6年以后，29岁的李先念重返桑梓，先后担当一个战略区和一个省的领军主政重任，历时14年。当他45岁再次离开湖北的时候，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两段共计37年，占李先念整个人生历程的2／5强，而且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期。由此可见，在历史造就李先念这位杰出人物的过程中，他的家乡--湖北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按照人才学的观点，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很大关系，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人才环境，指人才自身以外的全部因素，一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宏观环境指时势，即人才所处的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造成的社会发展态势。中观环境指人才所在地区的综合状况。微观环境指人才所在团体的综合状况。湖北作为李先念成长的重要环境，主要体现在中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
    作为中观环境，湖北为李先念的成长提供了熏陶的氛围、锻炼的熔炉和施展才干的舞台。自古以来“惟楚有才”，尤以近代以来为甚，近代以来又以鄂东为甚。出现这种状况，盖因海禁始开，西学东渐，先进文化分东、南两路向内地推进，一路从上海西上，一路由广东南来，正在湖北尤其是李先念生长的鄂东地区交汇，形成“锋面”，普降“甘霖”。该地区受其滋养，自然人文鼎盛，革命勃兴，英雄辈出。这种受到西方先进文化浸润的山野文化和革命文化为李先念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生长在鄂东的其他人才相比，李先念还因为一段独特的经历多受到一种文化--都市文化的熏陶。由于董必武多次回乡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先念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受到革命启蒙。15岁时，也就是1924年，李先念从家乡来到武汉做工，直到1926年。这一段时间，正值大革命时期，李先念在这座后来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大都市经历了大革命从兴起到高潮的全过程，使他不但受到激烈革命斗争的洗礼，而且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熏陶。李先念后来能从众多红安籍将领中脱颖而出，这种熏陶是一个重要原因。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原解放军和建国后的湖北省，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锻炼的熔炉和施展才干的舞台，成就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李先念。尤其是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原军区和建国后的湖北省，前者作为一个独立战略区，后者作为一个重要行政省，在先后担当其领军主政重任的李先念的成长历程中，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作为微观环境，湖北先后为李先念提供了5个生活、战斗、工作的团体。第一个团体--家庭。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李先念出身于、个特殊的贫苦农民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普通，是因为她与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勤劳、善良、不识字；说她不普通，是因为她特别明事理、特别能包容、特别有才干、经历特别曲折、意志特别坚强。她经历了3次婚姻，生育了8个异父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特别是除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之外，还供李先念读书，送李先念做工，为李先念的成才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李先念后来宽厚包容、顽强坚韧以及敢于独当一面、善于应付复杂局面的品格和才能，无不受到母亲和家庭的影响。第二个团体--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将星如云，大部分是鄂东子弟，李先念的家乡红安以走出200多名将领而位居全国之首被誉为“将军县”。红四方面军不仅有如此庞大的“将才团”，还有系统强固的“将才链”，一批来自黄埔军校及其他科班出身的优秀将领成为这一个链条的关键环节。李先念在这条“将才链”中的地位是逐步提升的，当他晋升到中级环节时，便直接受到总指挥徐向前的教诲和指点。李先念非常尊敬徐向前，经常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总指挥学习请教。他曾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和军事学识的启蒙老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第三个团体--新四军第五师。第四个团体--中原军区。第五个团体--湖北省党政军领导群体。这些团体均人才济济，精英荟萃。在这几个团体的“人才链”中，李先念均处于最高层次，主要起着带头的作用。但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也要绿叶扶”，李先念即使三头六臂，如果离开这些团体，也将一事无成。历史已经表明，正是这些团体其他成员始终如一的和衷共济与鼎力相助，为李先念在所任职责范围建功立业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总之，作为李先念长期生活、战斗、工作的家乡，湖北在李先念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从湖北走出的杰出人物，李先念为推动湖北历史前进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先念不愧为湖北人民的优秀儿子!在纪念李先念诞辰90周年的时候，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联合编辑了一本研究性纪念文集，题名《荆楚赤子》。“荆楚赤子”，是家乡人民对自己杰出儿女的崇高评价。长眠于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的李先念如果听到这一评价，也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