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锻造出的一把红色利剑

　　                                 王新生
　　由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子弟组成的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是党领导下的一把红色利剑。它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本文，笔者对红三军团的产生及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论述。
　　一、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部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至1930年夏，党领导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其中，由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组成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六大块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制定中国革命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党领导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锻造出一支英勇善战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由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组成，其中，红五军是基础。红五军是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起义后（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第三团第三营一部，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独立师随营学校，亦先后起义，赶到平江县城与第一团会合）建立起来的。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下辖三个团，共2000余人。平江起义后，国民党军集中六个团，由岳阳、浏阳、湘阴分三路向平江县城进攻。红五军经过激烈战斗，于7月30日撤出平江城。此后，红五军辗转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多次战斗，红五军减员较大，将三个团缩编为五个大队，共700人。10月，红五军和湘鄂赣边一些县的游击队合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约1000人。这时，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赣边地区发动“会剿”。红五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后，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斗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第一、第三纵队共700余人，向井冈山转移，于12月10日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1930年1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对井冈山进行“会剿”。为解决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以内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军事“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滕代远任副党代表，率领红五军主力和红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根据地。1月26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三个旅分三路向井冈山的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等红军阵地发动进攻。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留守红军在赤卫队配合下，英勇抗击。30日，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相继失守。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突围向赣南转移，先后转战兴国、于都、安远、会昌，于4月1日在瑞金同红四军会师。同月中旬，红五军主力离开赣南，于5月初返回井冈山。红五军主力先后两次与红四军会合，虽然时间不长，但向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学到了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红五军成长壮大、湘鄂赣根据地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时，在湘鄂赣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和黄公略的领导下，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游击队合编为红军湘鄂赣边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共600余人，黄公略任支队长。红军支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上述四县建立了几个小块根据地，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月下旬，按照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由湘赣边回到湘鄂赣边。9月2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这是湘鄂赣根据地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彭德怀在回忆中说：会上“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38页。]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蒋桂矛盾已很紧张，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集结衡阳，湘军吴尚第八军集结祁阳，蒋桂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和滇军朱培德之第三军也有矛盾，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和苏区。根据对形势的分析，红五军军委“认为红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在此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分配土地，建立党，建立政权，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配合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38页。]会议决定将湘鄂赣边红军支队编入红五军。红五军下辖五个纵队，共3000余人。
　　这时，红五军非常重视部队中党的建设，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军委，“军委统辖五个纵委，四个直辖党部（军特务大队，随营学校军医院各一个，军司令部与军政治部共一个），纵委直辖五个支部，各大队成立支部，各一个纵队部与纵队政治部共成立一个支部，军医院处成立支部一个，支部成立支干会，支部以下分小组，中队成立小组。”[ 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44页。]红五军有党员600余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与同时期的红四军比较，党员人数占比例少些，红四军党员占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两个数据分别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44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57页。]。红五军“党员中的农民同志百分之八十，智识分子约百分之十六，其他是工人与小贩和贫民等约百分之十。”针对党员“农民占大多数，加之是文化落后，穷乡僻壤区域的农民”，“党的政治水平线异常低落”，红五军着重进行党员的思想教育，“除将上级所发到的各种文件和六全大会决议，中央告同志书等一经分发所属党部详加讨论外，并时常办有短期训练班”[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44、245页。]。
　　针对当时的形势，红五军制定了正确的游击战术，即：“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对于地主武装应尽可能的不定期的予以极大的摧残，并要消灭之。”“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应有经常性的扩大红军的宣传，加紧民众的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假如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如有特殊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总之，红军在现实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46、247页。]很明显，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一致的，而且更具体、更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可以说，红五军重返湘鄂赣根据地之后，使湘鄂赣根据地步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彭德怀后来在回忆中说：“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 《彭德怀自传》，第139页。]由于抓住了有利时机，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术，至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湘东北的平江、浏阳，赣北的修水、铜鼓、万载，以及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通城、崇阳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根据地。6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五军第五纵队同鄂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同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和红八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中共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红三军团的成立，对于加强红军的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推动湘鄂赣苏区的发展，为红军由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
　　红三军团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6月13日先后攻占了大冶县城和长江南岸重镇黄石港（今黄石市），在黄石港筹集到2万经费和一批物资。16日，红三军团主力由大冶地区分兵向鄂城、通山进击，先后攻占了铁山、金牛、鄂城。23日，占领通山县城。24日，攻占崇阳县城。7月1日，相继占领蒲圻的赵李桥、羊楼洞和湖南临湘县城、羊楼司、城陵矶、云溪等城镇，进抵岳阳附近地区。7月4日，占领岳阳，缴获国民党军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至此，红三军团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的任务。
　　7月6日，敌军重兵反扑岳阳，红三军团主动撤离，返回平江地区。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何键正同粤军张发奎、桂军李宗仁在湘桂边界进行激战，长沙城内防守空虚，红三军团决定乘此有利时机进攻长沙。7月25日至27日，红三军团连续在晋坑、金井、榔梨、长沙打了四次胜仗，占领长沙全城，共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8挺，手提机关枪20余支，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
　　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给国民党新军阀何健以沉重打击，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红三军团成立后，即初试锋芒，北战岳阳，南取长沙。周恩来在1930年9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对红三军团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第三集团军[ 即红三军团。]是以五军为基础的”，“这是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发展的，它的作战能力在技术上比四军还好，它的党的下层基础较四军为弱，但上层同志是很坚定而能依照党的路线执行的；军长彭德怀同志，政治委员为袁国平同志[ 袁国平当时是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八军的基础是在大冶举行的革命兵变的敌人军队中的士兵，以得五军的帮助而成军”，“同志八百多，也有相当的训练与战斗力。”第十六军“力量较弱，但在五军帮助之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周恩来认为：红三军团“在第一次攻下长沙前，又曾攻下过岳州”，“它的战斗力量已开始担当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由上可见，第一，在红三军团发展、壮大和为建立湘鄂赣根据地进行战斗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经验给其很大影响。红三军团是按照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的建党建军原则成长起来的。
　　第二，红三军团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是当时全国主力红军为数不多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它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了红军和革命力量，为红军后来的反“围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