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始末

　　
　　陈红其 杨兴元 向宗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同黄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沿江两岸的代代子孙。但她也是一条桀傲不驯、洪灾频发的河流。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长江共发生大小水灾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冲开了南北荆江大堤，两湖平原一片汪洋，百万生灵葬身鱼腹。1921年，长江洪水淹没农田5098万亩，淹死人口4。5万，汉口被水淹百日。1935年，洪灾再次降临，仅支流汉江遥堤坝溃口，一夜之间就死了8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长江洪水再次肆虐，尽管人民政府带领沿江人民奋力抗灾，并启用刚刚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3次分洪，但华中重镇武汉仍被洪水围困3个月，京广铁路大动脉中断百天，3。3万人死于水灾，直接经济损失过亿元。长江流域人民每年雨季都提心吊胆。另一方面，全长192公里的三峡峡段山高崖陡、峡长谷深，蕴藏了3000多万千瓦的水电资源，正是兴建大型水利枢纽，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最佳河段。因此，从三峡河段着手，根治长江水患、兴利除弊，成为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了开发三峡的设想。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之二一一实业计划》中谈及对长江上游水路的改良：“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初步研究，这时又有人建议在三峡下游40公里处的葛洲坝筑闸壅水，利用水能。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拟定了葛洲坝、黄陵庙两处低坝方案，这是中国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进行的第一次勘测和设计工作。40年代，国民党政府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对三峡进行了勘察和研究，并提出过建设高坝的具体设想。1944年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到三峡实地勘查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194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垦务局正式签订合约，由该局代为进行三峡大坝的设计。1947年5月，国民政府终止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的实施，撤回在美的全部技术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积极而又慎重地领导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从建国之初开始论证到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其间40年论证，30年争议，记载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峡工程40年的论证决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勾画了三峡工程的蓝图，制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工程建设方针，组织广大科研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科研设计与论证

　　1950年，国务院成立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委，1956年3月改称长办，1989年10月以后又复称长委），担负起统一规划长江治理、开发、建设的重任。
　　1953年，毛泽东主席乘“长江”舰自汉口起东下南京，召林一山陪同视察长江3日。当他询问并听取了南水北调的可能性和长江流域洪水成因及对策的详细汇报后，便在地图上圈定了三峡，指着三峡峡口上问：“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并说“我早就想这个问题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之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更加坚定了建设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心。同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在从汉口到广水的列车上召见林一山，听取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汇报。1955年10——12月，以当时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为首的由中苏专家143人组成了长江查勘团，国家各相关部委派人参加，对长江汉口以上干流和主要支流进行查勘。周恩来听了查勘结果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具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
　　1956年6月，毛泽东在3次畅游长江之后，乘兴写下气势磅礴的诗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不仅抒发了他的宏愿，而且也坚定了水利建设者的信心和决心。1957年12月，周总理亲自题词：“为充分利用五亿四千万千瓦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但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国内意见并不一致。1956年，促进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在报刊上公开论争。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
　　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实地勘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
　　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同年3月的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1958年3月29日，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坐“江峡”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他在驾驶室观察地形和河势，并对身旁的船员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要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至7年，连筑成就要15至20年”。“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水坝”。
　　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提出“为1961年开工做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通路。
　　1959年，按照中央成都会议决定，长办正式提出三峡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成立了由国家科委、中科院牵头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全国先后有200多个单位上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科技大会战考察设计。5月，专家们在武昌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具备开工条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国经济出现困难，党中央着手调整国民经济，决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进程。同时，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激烈。接踵而至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毛泽东十分担心国家的安全，没再顾及上三峡工程。但在1970年他批准了先上葛洲坝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