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论证决策始末

　　面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1986年6月，党中央果断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历时两年8个月的重新论证，得出了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结论，大坝正常蓄水位从150米提高到175米。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依法治国的方略，将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经过40年论证的三峡工程最终由全国人大拍板决定上马

　　1985年，三峡工程问题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关注。三峡工程上或不上、早上或晚上、高坝或低坝等各种不同意见相继提出，探讨中涉及三峡工程对长江的泥沙淤积、生态环境、水库移民、经济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各种意见的提出，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也逐步深入。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汇报了三峡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淤积和坝高，并着重介绍了1984年底重庆提出的“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也对此迅速作出反应。邓小平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博朝枢，在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邓慎重地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4月3日，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一项伟大的工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的态度既是积极的，又是非常慎重的。现在还没有就这项工程是不是正式开工作出决定。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这次，国务院从全国65个单位、部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抽调412名专家时，不仅着重吸收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参与，而且还将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印成7大本资料，人手一册，分发给全体专家讨论、参考。最后形成14个专题论证报告。据此，1989年5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审议稿）》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审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报告提出的三峡工程实施方案是：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此项报告的完成，使论证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1989年7月21日，江泽民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26天，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他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他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他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变为现实。
　　1990年，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后，组成审查委员会。7月，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8月，委员会通过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决定将这个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92年4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终于被列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三峡工程从提议到论证的全过程，党和国家采取了长期准备、慎之又慎的策略，全国许多科研机构、勘测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和地方政府都先后参加，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国内有的部门和一些人士对三峡工程建与不建、早建与晚建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一些国家传媒对我国三峡工程之争亦大肆渲染。党中央对这些意见都非常重视，要求不断加强扩大论证。有人曾问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回答是：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确实，回顾三峡工程论证的全过程，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从另一个方面使工程避免了盲目，使设计更加细致、精确、稳妥和成功。
　　原载《党史天地》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