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七会议

赵晓琳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到2008年的87年间，共举行过1200多次会议。这些会议内容各不相同，或制定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或部署和检查党的各项工作；或总结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或决定党的组织和人事变动；或兼而有之，它们都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其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革命、挽救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一、八七会议是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紧急会议
　　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在此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上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得以贯彻执行并因罗易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指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要求中共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许多人士从危机和失败中认识到：不能坐以待毙。他们积极思考走出困境之良策。1927年6月，张太雷领导的湖北省委制定出“关于对国民政府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应变”，准备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具有代表性，是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在思考“自己的路该如何走下去”、“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何处”这些重大问题，对于革命的转变有了思想准备和应急之策。
　　在组织上，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共八条。其中，第三条：“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第七条：“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第八条：“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银行家（指鲍罗廷——引者）”。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这些指示实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与此同时，新派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很快到达武汉，他指导并参与了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紧急会议的筹备紧张有序，罗米那兹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告全党党员书》，苏兆征草拟《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等人积极为会议做准备。周恩来在去南昌领导起义之前也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他身为军委书记，为确保会议安全，亲自召见时任武汉市公安局长的中共党员吴德峰，就有关问题作安排布置。8月初以前，紧急会议的5个文件己拟好，各项议程己确定。
　　由此可知，八七会议是一次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重要会议，并非临时动议、仓促举行，其合法性毋庸置疑。
　　二、八七会议与党的其他重要会议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八七会议是一次非常规性的会议，它与党的其他重要会议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局势极其险恶
　　7月1 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昔日的同志现反目成仇，武汉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此前后，武汉国民政府连续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各项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7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了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产党员宋继武。自此以后，武汉三镇几乎每日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7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明令各军军长：须于最短期间，查明所属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即行停止职务”；对一般共产党员，须严密查察其言行，“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凡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应予惩办”。7月29日，汉口人力车夫工人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举行罢工和游行，游行队伍与军警发生冲突，工人赤手空拳，惨遭镇压，当场被打死2人，伤10余人。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8月1日，汪精卫“宣布共产党员为叛徒，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月初，军警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并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中共要人，武汉三镇到处弥漫着紧张恐怖的气氛。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中共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七一五”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隐居于汉口德林公寓，他们在这里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会址选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二楼。三教街41号二楼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的住所，前后均有楼梯便于疏散，一楼有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可做掩护，周围居住的又主要是富有的外国人，因此在此开会相对安全。紧急会议当天，代表们分批到场，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来，有的由交通员带来；有的从前门进，有的从后门入。工作人员提前到场做布置，重要人物到后立即开会。为防万一，房主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代表们的午餐只是就地吃面包，与会者随时准备撤离。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具有全局性、转折性的重要会议，但没有哪一次开会时的局势像八七会议那么严峻，没有哪一次开会时的环境像八七会议那么险恶，没有哪一次开会时的气氛像八七会议那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