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对湖北抗战的理论贡献

刘宗武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作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在近7年的湖北抗战中，不仅率部英勇地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为湖北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运用毛泽东思想对湖北抗战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8篇重要的文稿，在理论上也作出了贡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在五师战史和湖北抗战史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重视前者，忽视后者，对李先念关于湖北抗战的理论贡献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针对湖北地区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提出了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必须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不断扩大抗日力量的思想，为保持团结对敌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先念是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委派，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南下湖北开始进行抗日斗争的。其时，武汉外围地区的形势是，20余万日伪军同40余万国民党军在此相持。这些国民党军中，既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有杂牌部队，还有湖北地方的土顽部队。在杂牌部队中，又有西北军、川军和桂军之分。而共产党在该地区领导的抗日武装，仅有十几支力量弱小，互不联系或联系甚少的游击队。面对这种形势，李先念深知，要打开湖北抗战的局面，仅靠新四军游击大队和各地党领导的小股游击队是不行的，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湖北各方面的抗日力量，特别是要处理好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
　　李先念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在湖北的各派势力，认为“从总的说来，统战的形势虽然因国民党五中全会而转趋严峻，但国民党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中既有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也有对我友好的抗日派，还有左右摇摆的中间派。”他具体分析说，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费等方面给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川军对国民党不满，反共不积极，不愿与我磨擦，孙震的部队虽然同我们搞过一些磨擦，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友军，李先念说，我们要“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同我们一道共同抗日。桂军是国民党军在湖北地区的主力，李先念分析说：“桂军目前处境困难，国民党中央军对它的压迫与分化，广西及五战区的许多地区沦陷或被挤掉，以及桂军中许多下层军官曾受进步思潮之熏染，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对他们的影响等，这种争取工作具备着可能性。但是，由于桂军的许多将领存在着浓厚的地盘思想，顽固派已将某些桂军将领争取过去，使其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加之我军在过去的半年中曾经几次与桂军发生冲突，以致某些桂军部队与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隔膜。”对于这样的国民党中间派势力，李先念指出，我们要采取一切好的必要的方法，必须有极大的耐心与艰苦的努力，以争取他们，“只要桂军不向我们的防地进攻，我们就同他们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对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湖北地方的土顽部队，李先念指出，“如不加紧磨擦，各部应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如遇顽军向我挑衅和进攻，我仍应尽量避免与之武装冲突，做到仁至义尽。如冲突实在不能避免，必须实行武装自卫。”但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能把事情做绝，既显示出我军的军威，又尽可能争取他们一致对外。总之，我们“对国民党各派势力，应区别不同情况，运用不同方式进行争取和斗争，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不断扩大抗日力量。”
　　李先念的这一思想，为保持湖北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先后与国民党政府官员及西北军、川军、桂军广泛接触，进行友好联络，并与一些国民党将领建立了秘密联系；游击大队改编成挺进纵队后，先后成功地争取了应城伪军郭仁泰部1000多人，以及汉阳伪军第165旅和第164旅一个团反正，加入新四军，从而壮大了湖北抗战的力量。
　　二、根据环境动荡、部队分散活动较多的实际，论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提高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力，使其成为湖北抗战的主力起了重要作用
　　李先念在湖北抗战中，极为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建设。早在南下湖北之初，他就针对部队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强调了党的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为把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设成为党在湖北地区抗战的主力起了一定的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挺进纵队奉命整编成新四军第五师。然而，由于新四军第五师是没有成连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不断汇集党在湖北各地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小股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加上她诞生后又长期处于敌伪顽军夹击的动荡环境，各部队分散活动较多，因而一些部队又出现了自由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部队由游击队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提高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力，使其成为湖北抗战的主力？李先念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建设。
　　李先念指出，我们要严正军风，巩固和发展部队，提高战斗力，首先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和游击习气。他说：“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游击习气，实现部队的正规化，在我们五师更有严正提出的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处在敌后，部队分散在敌占区内的铁路、公路、河流的空隙中活动，流动性大，在客观上阻碍了各级的统一指挥与管理，不得不加大部队的独立活动。”“同时，部队经常处在财政困难境况中，各旅、各团要自力更生，经过艰苦斗争，来解决给养、被服等问题”。这样，“有少数独立行动的干部，政治上不坚定，意志薄弱，放纵自己，产生了自由主义、游击习气。”他们有的不经请示批准就私自离开部队，有的随便开支数目较大的公款，有的甚至发生流氓作风和贪污腐化等恶劣行为，李先念认为，这类错误如不坚决纠正，就会严重影响部队的巩固与发展，他说，“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保持和扩大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良好的政治影响，决不能丝毫削弱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次，要反对居功自傲和宗派主义。李先念说：“共产党员应当具备谦虚的态度。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警告说，有居功自傲错误思想的人，“应该赶快纠正过来，悬崖勒马，不然的话，会掉到悬崖下面摔死，或掉到汪洋大海里淹死的。”对于宗派主义，李先念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宗派主义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与行为”，“如果我们不能把它消灭干净，让它自流发展下去，党是要遭受重大损失的。”其三，要反对轻视学习的倾向。李先念就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军事指挥员和斗争历史较长的干部，满足于已有的斗争经验，不善于学习的不良倾向，指出“往日所学习的东西，今天未必完全适用。不学习政治理论，就谈不上运用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军事学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技术、兵器的发展而发展的，亦是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现在已“由小部队的游击战变为游击兵团的游击战，有时还转入大兵团的运动战。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学习，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我们绝对不能停留在固定的阶段而心满意足。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力求进步。不然，不进则退，必定会受挫折。”
　　如何克服无组织无纪律、居功自傲和宗派主义，以及轻视学习等不良倾向呢？李先念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明确革命军人的特点和任务。他告诫部队干部战士说，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真理而奋斗的军队，当前主要的任务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而英勇牺牲的精神，要牢固地树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李先念说，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只有“时刻牢记肩负任务之伟大和革命军队的特点，经常不断地反对和克服不良倾向，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纯洁性”，我们新四军第五师才能担负起湖北抗战的主要责任，“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
　　李先念的这些讲话，对提高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力，尽快实现由游击队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使其成为湖北抗战的主力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李先念的讲话精神，五师进一步健全了各级共产党的组织，完善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还在各级开展了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使部队的战斗力显著增强。可以说，新四军第五师之所以在此之后作为湖北抗战的主力部队，于敌伪顽军的夹击之下，在独立无直接外力援助、自求补给的战略区内越战越强，这是与李先念的政治建军思想，狠抓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建设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