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

叶琼瑶

　　同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与李大钊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却有所不同。李大钊被害后，陈独秀曾自称“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但是，毋庸置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推手，以至于出现“南陈北李”之说。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伊始，就遭到各种敌对思想的抵制和攻击，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实际上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在这样的论战中，“南陈北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支持，在挽救中华的道路上艰难地并肩前行。

第一次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

　　继开办《新青年》之后，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是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文化革命的深入，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的恐惧，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发生分化，他们与当时的反动政府利用政治权力查禁“过激主义”相配合，向共产主义展开了进攻。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李大钊也成为警察厅黑名单上的二号人物，不得不回家乡五峰山暂避。《每周评论》由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接办，他立即改变《每周评论》原有的政治方向，在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当时安福系头目王揖唐“假充时髦”发表民生主义演说一事为话题，率先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难，这篇文章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的宣言书，引起了“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胡适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离京之时读到了胡适的这篇文章，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他最担心《新青年》同人内部的矛盾，终于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回到家乡后，一日山中突然来了一阵烟雨，将山峰四周团团围住，李大钊只听得见风声雨声，却不见眼前屹立的巍山。这使他想到了狱中的陈独秀，想起了胡适那篇黑云压城式的文章，山中的闲情逸致一扫而净，他决定立即着手写出深思已久的文章，一篇反驳《新青年》同人的文章。胡适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至于安福会也讲社会主义，那就更不通了。胡适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想到这里，李大钊写道：“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于是国人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35号《每周评论》上，“好好先生”李大钊的文章中闻到了火药味。他公开地宣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两者实际上“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同问题，该使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胡适心中不服，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一个个具体解决的希望了么？这样想着，胡适在刊出李大钊文后紧接的36期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这时李大钊已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胡适反驳却不大有力，胡适说：“一切主义……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这样的话，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已讲过了，对这些重复的话，李大钊觉得不必再反驳了。胡适见李大钊不反驳，心中的话还没有说尽，在别人看来似乎自己输了理，便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这篇文章胡适拟刊在《每周评论》37号上，但就在这时发生警察厅奉北洋政府命令，查封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被迫停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也只好休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论争，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对立，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开始。遗憾的是，在胡适与李大钊争论“问题”与“主义”时，陈独秀由于身陷图圄，无法及时参加到这场论争中，出狱以后，到底是支持李大钊还是支持胡适，确实需要陈独秀作出抉择。10月5日，陈独秀在这场斗争的高潮过后，发表了《主义与努力》一文，也论述了“主义”与“问题”的辩证关系。陈独秀对胡适改良主义的再批判，不仅声援了李大钊，结成了二者的统一战线，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问题，即中国是走渐进式的变革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其理论实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较量。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转变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19年9月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提出了大小150多个问题。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应该从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根本解决人手，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把“主义”比喻为旗帜，并指出，只有旗帜立起来，大家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可见，正是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中对胡适观点的批驳，才使毛泽东摆脱了胡适思想的影响，最终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与此同时，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一边宣传主义，一边注意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