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理论贡献

李传兵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异常危急、面临严重困难和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为挽救革命事业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且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方针，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实现了党的组织和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八七会议成为大革命失败转变到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标志。八七会议的相关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八七会议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八七会议认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充分注意到了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进而打倒帝国主义的重要方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告全党党员书》中，八七会议高度地赞扬了湖南的土地革命。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提出了要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并公布土地政策为：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祠族庙宇等土地，把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同时要对农村的失业贫民进行救济，从而保证农民的正常生活。会议决议还指出要注意斗争策略，要求不要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以便使他们保持中立。会议认为，组织农民暴动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并强调中国革命现阶段土地问题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土地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八七会议还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决议中提出“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分”。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民，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越多，国民运动的规模就会越大，国民运动的胜利就会随之越来越巩固。会议决议中特别强调党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要掌握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坚决地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而不能放弃对农民运动的指导，从而导致农民运动的无组织状况和失败。八七会议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途径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取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告全党党员书》中还对广东和湖南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和创立武装的农民军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行动进行了高度赞扬；而对当时忽视武装斗争与军队工作的做法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此前中央没有认识到武装工农的重要性，没有将散乱的工农武装变成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也没有打造一支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计划，导致在敌人进攻面前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瞿秋白也指出，“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也指出农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农民的群众暴动进行坚决的革命指导。因此，《议决案》提出，中共在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发动秋收起义，并在极短时间内将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而在《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也强调要注意武装工人以及加强军事训练，从而保证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胜利为依据，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八七会议还对武装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讨论。瞿秋白明确指出，必须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强调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鉴于此种认识，中央农民部于8月3日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也在会议上得到认可。这样，八七会议不仅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明确地把开展土地革命与进行武装斗争两者直接地结合起来，从而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导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起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八七会议实现了党的组织和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险恶形势，为了保存党的组织，八七会议及时提出了新形势下革命斗争需要采取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决策，实现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提出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
　　在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了秘密条件下党委的工作方针和原则。组织方面，强调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改革各级党的委员会，建立3—5人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指导机关，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一切党支部立刻进行秘密工作，每个支部都分成5至8人的若干小组，设组长一人，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各小组尽可能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每一支部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由他们召集各种各样的会议，负责与支部各小组建立特别的联络，从而适应秘密工作环境。同时要建立上级与下级党部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保证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秘密工作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八七会议还确立了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和原则。要求全体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要严守党的纪律，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及决定，破坏纪律要予以严惩。这些措施的实行保证了党的斗争方式的转变，并及时地确立了党在秘密状况中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工作办法问题的各项原则和措施，以适应白区工作环境，有效保存了党的组织和有生力量，为日后党的工作在白区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还对加强宣传工作和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等具体工作专门做了规定。强调中央临时政治局要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并在全国传播。建立特别出版委员会，专门负责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印行工作。各地也要设立出版机关，传播秘密宣传品。《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要求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以承担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收取各地工作报告、探听各种各样的消息等的责任。同时要求各省也应建立联络本省的秘密交通机关，并在此基础上，“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这就保证了中央和各地的信息沟通和联系，保证了中央的相关决议能够及时得到传达和贯彻执行，也有利于各省及时上报本省的相关消息和工作情况。
　　在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险恶的情况下，八七会议仍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会议认为，现时的革命条件下，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的同时不能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即党内民主。因而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最大限度集权，也即是民主集中制。八七会议实现了党的组织和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为党的组织建设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八七会议作为一次中央的紧急会议，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成为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相关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不仅实现了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招标项目“长征精神与贵州革命老区的发展研究”〔15JJD770033〕阶段性成果）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