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新四军第五师的教育实践初探

萧俊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李先念同志，在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历程中，先后创办随营军事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并兼任校长，参与教育教学实践，在短短五个春秋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抗战急需人才，留下了宝贵教育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为我党我军理论宝库中增添了一份珍贵财富。这些经验对当前各级各类教育，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就其中部分经验及其中对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正确把握“盘枪”与“盘人”的关系，把兴办军事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1940年1月，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挺进纵队孤悬敌后，一时还不能与八路军、新四军其它兄弟部队取得地域上的联系，而其同时又是属于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的特点，及时指示挺进纵队；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扩大到四万人枪。李先念忠实而又创造性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在边区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盘枪，一项是盘人。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抓住了建立革命武装中武器同人这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基本因素，概括了军事同教育的辩证关系。他创办军事学校，就是将“盘枪”与“盘人”紧密糅合在一起的一项重大举措。李先念在1941年7月所著的《地方武装的成就与不够》一文，虽是论述地方武装发展情况的，但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把创办军校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的思想基础。
　　李先念在文章中总结了鄂豫边区各地领导地方武装经验教训，指出：“革命斗争中，武装是决定问题的一个斗争形式”“对于开创根据地与巩固根据地，有极伟大的意义”“军事政治教育……是地方部队能以顽强的坚持一块地区斗争的决定前提之一”“边区要扩大与巩固半正规性地方武装，要组织广大而强大的自卫军与民兵，极中心的一个问题，干部问题。如果没有大量有民族气节的骨干，哪怕设有很好的计划，是三加二减五等于零的……目前解决干部的办法，一方面大胆的运用地方上有魄力的、有威信的、民族意识顽强的分子作为骨干，一方面各县送大批学生到抗大受训，毕业后仍回当地作为领导地方武装的骨干。”以上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抗战需要有民族意识顽强分子作骨干的抗日武装，需要培养这样的骨干分子的军事学校；这是扩大与巩固抗日武装的“极中心的一个问题”，是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决定前提之一”，必须把创办军事学校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为了抓好这一重要战略任务，将军事教育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李先念不仅先后亲自兼任纵队随营军校和抗大十分校的校长（并兼任十分校政委），而且物色了一批懂军事、知教育、明全局、身经百战、忠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高级干部组成军校的领导班子。具体负责领导学校工作的首长，就是纵队参谋长刘少卿。抗大十分校先后的副政委黄春庭、郑绍文，副校长肖远久、杨焕民等，都是五师旅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教育长邝林（后任十分校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余潜、训练部长张水泉等也都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经验。这样的领导结构，对于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在敌后战争环境中办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保证。在各旅、军分区创办教导队后，五师规定“各旅军分区首长科长应亲自担任各种重要课程”教员，参与教育教学的具体领导。
　　为了抓好兴办军事教育这一重要战略任务，李先念以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在漫天烽火中，面对日寇的“蚕食”“扫荡”此起彼伏，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接连不断的严峻形势，没有把武装斗争同兴办教育对立起来，而是把为五师和边区培养干部兴办教育，作为支持抗战必不可少的一环加以重视，站在驾驭全局的高度，为边区的军事建设和政治斗争运筹帷幄。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借口反攻日寇，向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的时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果断地作出了将随营军校改为抗大十分校的决定。1942年2月抗大十分校正式开学时，他以《我们的大学》为题发表的贺词中，预言抗大十分校“将是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豫鄂边民族英雄的摇篮”。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显示了把兴办军校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