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 徐文惠

　　徐文伯，1937年生，徐海东长子。195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4月参加工作。先后任七机部二院某部政治部青年干事、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保管部党支部书记、文化部干部司司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我给房东老乡当“金童”，捧花烛

　　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父亲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9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1937年2月20日，在战火纷飞中，我出生于陕西礼泉县叱干镇。从此，父亲南征北战，我如影相随，在热血、战火和硝烟中成长。
　　1938年，父亲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天，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他的住房被炸塌，1岁多的我被埋在土里，幸亏警卫员护着才活了下来。1942年，日军扫荡淮南，正在吃饭的我被日本小钢炮炮弹震出十几米远，大土块砸在我的脑袋上，险些丧命。两次死里逃生的我从小随军，有机会就上几天学校，没机会就是小兵一个，跟着父亲“打游击”。
　　从懂事起，父亲就教育我要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小时候凡是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年纪稍大的让我喊叔叔，年纪较小的喊哥哥，从来不准我喊名字。他总是对我说：“你没有什么特殊，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你生在这个家庭。”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总是说，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儿子。
　　1942年，父亲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时，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恰好，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老虎”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提出了这个要求，部队领导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
　　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父亲“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

　　1946年，我9岁，内战爆发了。我随父亲转战，他给了我一个任务：跟尖兵走在队伍最前面，每到一地就到乡公所搜集报纸。这样他每到一地，就能马上看到报纸。做尖兵是很危险的，可父亲为了锻炼我，仍然让我去做。这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使我从小就很关心国内外大事。
　　1952年9月，我离开在大连的父母，到北京一〇一中学念书。后来，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1962年，聂荣臻伯伯把我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政治部从事青年工作。我穿上了自己喜爱的绿军装，1963年获中尉军衔。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65年，中央军委将国防部五院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涉及到的10万人都要转业。
　　我舍不得脱下穿了三年的军装，想调到别的部队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谁知，父亲听了大发雷霆，严肃地批评我：“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己打算呢？你们单位10万人转业，这是军委的决定、党中央的决定，你为什么就不能转？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万万不能搞特殊！”一看父亲动怒，我也确实知道自己错了，连忙作了检讨。回到单位，我主动打报告带头脱了军装。
　　父亲这一辈子，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留给我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父亲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老头”。的确，父亲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没半点儿架子，亲昵得像一家人。一次，父亲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他送信，母亲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父亲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母亲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