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湖北党史 >  将帅传奇

刘华清早期革命轶事

发布日期: 2022-03-31 来源:

夏明星 司英玉

  刘华清将军,湖北大悟人,从一个赤贫农家苦娃子成长为人民军队领导人,一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绝大部分历史,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在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革命轶事,至今仍对后人以启迪作用。而他青少年时期的革命轶事,更会给今天的年青人以无限感动。

  一、“尽管年少,但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刘华清自己说过,“农民的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十来岁时,我就参加革命活动了。”1927年初,在本村刘家院子和邻近村庄,中共党员搞农民运动非常活跃。11岁的刘华清(原名刘金发)就当起了各村中共党员的交通员:一些不用写信的事,就由刘华清口头转告;涉及到党的秘密,就由刘华清传递信件。

  小小年纪,刘华清就是同龄人中的孩子王。原因何在?经历过革命风雨,自然是原因之一。还有,就如刘华清自己说的,“我在伙伴们中能有一定号召力,和我读过一点书有很大关系。”

  7岁那年,家里尽管穷,父母还是咬牙送他上学。一开始,他读的是私塾,地点就在村里的祠堂,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等。三年多的私塾,他先后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等,并且都能背诵。而最大的收获,是他学会了写毛笔字,练的是楷书。

  1926年秋天,北伐军打到武汉。湖北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刘家院子和附近几个小村联合办起了新学堂。县里也派来了老师,叫徐月波。新学堂用新教材,学的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后来,刘华清才知道徐老师是共产党员。他除了给学生上课,还经常讲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等。刘华清很爱学习,无论上什么课,都听得入神。

  一开始,新学堂还有一些学生,渐渐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刘华清一个人了。回忆往事,刘华清曾幽默地说过:“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我的待遇比现在的研究生还好。”

  冬天到了,徐老师除了教刘华清读书外,还要自己劈柴、烧火、做饭。有时忙不过来,刘华清就主动帮老师,慢慢地也学会了做饭炒菜。天气冷,一闲下来,他就坐在火炉旁,听徐老师讲故事。徐老师给他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教他读《左传》、《史记》。刘华清聪明好学,学得很认真。徐老师告诉他:光听老师讲不行,还要靠自己多学习,养成自学的习惯。刘华清言听计从,学习上受益匪浅。后来,他感激地回忆说:“我很感谢徐老师,许多知识都是他传授给我的。这使我能较早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后来在红军队伍里,也成了能多识几个字的‘知识分子’。”

  1929年5月,为了加强鄂豫边区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担任边区红军第三十一师的领导。在徐向前领导下,红三十一师连战连捷。这年秋天,鄂豫边区地方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刘华清家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农会、党团组织、少先队和儿童团。

  文化水平较高的刘华清,积极参加了儿童团,还当选为团长,用他的话说“算是第一次当‘领导’”。每逢开会,少先队、儿童团都要参加,喝过“墨水”刘华清非常活跃,次次都带头喊口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直到现在还是哑嗓子。”

  刘华清得到组织肯定,以儿童团长为起点,历任共青团村小组组长、乡苏维埃政府青年委员,兼任乡共青团支部工作。诚如他回顾往事时所言:“乡党支部、乡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种活动我都要参加,研究讨论的内容很多,如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有关决议、乡内的各种事务工作等,忙得很。这些工作,虽然占用我很大精力,但对我分管的工作,特别是共青团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我个人也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1929年12月,经党支部通过,刘华清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这叫“跨团兼党”的党员。那一刻,他幸福极了:“我是党的人了。尽管年少,但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二、“通过这件事,我发现理论和实践结合,不是简单的事。”

  1930年冬,刘华清接任湖北黄安(今红安)二程区少共团委书记。一上任,既没人教,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法,他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当时,二程区下辖13个乡。他先是和其他人一块到各乡各村去跑,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后来,他干脆就自己去调查,开展乡、村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具体建设工作。

  不久,刘华清又接到通知,到中共黄安县委举办的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由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甘济时负责组织。说是训练班,实际只有六七个人。上课时,甘济时亲自当教员,讲马列主义理论、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共产党党章、游击战争、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还有中央发的各种通告和鄂东北特委的文件、决议等。除甘济时直接讲授外,县委宣传部长也给刘华清等做一些解释,引导大家对疑难问题进行辩论,提高认识。

  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没有课本,没有学习材料,也没有本子和笔,不能做笔记,全靠认真听,脑子记。好在刘华清那时年轻,记忆力好。这次学习,对于刘华清的成长至关重要:“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对共产主义常识、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运动、反对封建军阀斗争等,在大概念上有所了解,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穷苦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的真理。”在这次受训中,刘华清也认识了县委书记甘济时。刘华清对他评价很高,对他的牺牲表示惋惜:“他是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他的言行表率,给我印象很好。此后不久,听说他到红四方面军当了师政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

  训练班结束后,刘华清回到二程区,继续担任少共区委书记。当时,区里有一个赤卫队,直接由县赤卫大队领导。区委还准备成立一个区游击中队,让接触过游击战争理论的刘华清兼中队长。1930年冬,游击中队正式成立。这是刘华清第一次参加武装队伍。直到晚年,他还记忆犹新:“我从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中挑选了十多个人,从区里搞到两支破枪,子弹没搞到。我那时不懂军事,如何训练都不会,但胆子大,敢想敢干,还是组织起来了。不过,接下来就有些为难了,我这个游击队长才14岁,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年纪,也没懂军事的教官。因此,搞了两个月,区委决定不搞了,就留几个人,用这两支枪,给区委、区政府站岗放哨。我还是去做青年团工作。”“通过这件事,我发现理论和实践结合,不是简单的事。”

  1932年春,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胜利,中共鄂豫皖分局决定,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并成立红安中心县,下辖红安、黄冈等三县。经过两年多少共区委书记的历练,刘华清调任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

  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和红安中心县委机关在一个大院。在这里,刘华清认识了县委书记徐宝珊。当时,刘华清经常给徐送文件。他年龄虽小,人却长得精神,又有点儿文化,在机关里很有人缘。徐宝珊也很喜欢他。

  幸亏认识徐宝珊,刘华清才在“肃反”中保住一条命。

  三、“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1932年4月初,刘华清刻印了一批《广大青年团员行动起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通知,忙着下发。由于当时正患疥疮,他就找别人去发通知,自己到黄家楼医院看病。两天后,突然来了两个县保卫局的人,二话不说,扭着他胳膊就走。

  刘华清大惊:为什么抓我?来人不声不响。到了县保卫局,他大声质问:“为什么抓我?”保卫局的人语出惊人:“你是反革命、改组派!”根本不容他争辩,就把他关进了禁闭室———那时叫“局子”。

  当时,鄂豫皖苏区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主力红军、根据地发展迅猛,对敌斗争形势很好。可是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贯彻错误的“肃反”政策,混淆了敌我矛盾和是非界限,并且利用大家对叛徒内奸的仇恨心理,大规摸搞“肃反”运动。革命队伍内人心惶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华清遭到逮捕。

  刘华清被关进“局子”后,见满屋子都是人。光线暗,开始看不清是谁,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看清了。地上铺满稻草,屋里人有坐的,有躺的;有不认识的,也有认识的,甚至还有比较熟悉的。大家没人讲话,只是彼此看看。这时,刘华清发现,有个头发很长的人认真盯了自己一眼,往一边挪挪身子,腾出块地方。他就走了过去。刚一坐下,他就惊住了,这个头发乱蓬蓬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思约!刚想询问,潘思约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暗示他不要出声。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呆滞状态。

  刘华清只好赶紧闭嘴,心里难过极了。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想哭,又不敢。”

  4月天气,晚上很冷,可是谁都没有被子盖,就躺在稻草上互相挤着取暖。刘华清在“局子”里整整关了三天,没有人和他说话,也没有提审他。可是,屋子里的人,每天都有被提审的。有的回来了,有的一去不复返。

  第四天,抓刘华清的那两个人来了,叫他跟他们走。

  那时,刘华清不满16岁,从没见过这阵势,很害怕,又一想,自己革命几年了,是干部,是党员,应该表现得坚强才对。不过,他现在面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战友,是同志,又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坚强。回忆当年那一幕,他坦露过心声:“心里乱得很,只好默默地跟他们走。”

  在审讯室里,他意外地见到了坐在主审席上的徐宝珊。徐宝珊似乎也吃惊,问:“你也是反革命?”刘华清断然回答:“不是!”

  徐宝珊对保卫局的人说:“这个人先别审了,送回去吧。”就这样,刘华清算是完完整整又回到“局子”里。

  提心吊胆又熬了几天,徐宝珊让人把刘华清叫去,说:“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然后,话题一转,“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随即吩咐保卫局的人:“把他放了吧。”

  听到处理结果,刘华清激动不已:“我不是反革命了,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我暗暗庆幸,长吁了口气。”

  刘华清为何被捕?从徐向前的回忆,也许能找到一点线索: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看来,刘华清差点遭“肃反”厄运,是因为“读过几年书”!

  县委机关里最忙的,就是秘书科、油印科。秘书科主要是传达上级精神,发通知、指示,张贴各种布告、宣传品。这些东西都要手写,或刻印出来,靠人去送,油印科也就格外忙。刘华清刚去的时候,两个科配合还行,但很快就出了问题:油印科没人干了———有的被“肃反”抓了,没抓的落荒而逃了。油印科的事情,也只好由秘书科干了。

  油印最关键的是刻钢板,刻不好就印不出来,或者印不了几张蜡纸就坏。由于没人刻,刘华清不会干也得干。起草通知文稿、编写传单之类的事情,他笔头来得还算快,但刻钢板就不行了。开始,他刻得很慢,渐渐熟练了,刻得又快又好。后来,县里下发要他起草的材料时,他就干脆直接在钢板上刻写。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油印科科长。

  刻钢板、搞油印的这点本事,刘华清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后来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小作用。

  四、“华清同志为红二十五军重建,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蒋介石仍以15个师以上兵力,继续对苏区实行“清剿”。为坚持苏区斗争,中共鄂东北道委、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成立,由郑位三担任道委书记,领导鄂东北游击战争。郑位三是黄安七里坪人,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群众威信很高。临危受命后,他到处寻找红安中心县委机关人员,只找到了刘华清等几个人。

  郑位三非常欣赏刘华清,一见面就委以重任:“你当过秘书科长,这次你就作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秘书科长,协助我做具体工作。你带的人仍由你管,其他的干部和人员我再找。”

  郑位三交给刘华清的第一件事,就是以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名义,向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立即组织群众开展反“清剿”斗争。这封信是郑位三亲自起草,刘华清刻的钢板。没过几天,郑位三又陆续找到一些人,其中有广东人朱赫,懂军事。郑位三就让他担任司令部参谋主任。“司令部还有个叫石健民的,当时因为保密,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交通员。”

  随着工作进展,总司令部直属部队也有了发展,成立了负责情报通信的交通队,由刘华清兼任政治指导员。这可算他的第一个基层部队任职。

  在郑位三领导下,鄂东北地区的游击武装很快组织起来了,先后合编和扩编为7个独立师和游击师。这些独立师或游击师兵力不等,有的千余人,有的几百人,合起来有7000人左右。这样,各县基本都有了武装骨干力量,同时,各区、乡、村也都建立起游击队或游击小组。

  人马多了,刘华清等几个人就忙起来了:“光经我手起草、刻印的文件、通知就有十几份。我们还要负责收集各种情况,分析敌情,发出通报,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组织游击总司令部直属机关转移。还要向郑位三提出司令部的工作建议。后来,参谋主任朱赫不见了,听说是被当反革命抓起来杀了,就由石健民来接任。但是,石健民还担负着省委与中央之间的交通工作,经常不在,这样,司令部工作就落到了我肩上。”

  在郑位三领导下,在刘华清等协助下,鄂东北地区游击战争轰轰烈烈。他们袭击小股敌人,夜摸敌人据点,伏击敌人军用物资,破坏公路桥梁等,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兵力,掩护了主力红军转移,为以后红二十五军坚持苏区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苏区各支武装统一组织起来,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担任军长。红二十五军的重建,结束了鄂豫皖苏区武装力量分散和混乱的局面。

  在重建红二十五军过程中,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作了大量工作,刘华清更是身体力行:“我们都深感重建主力红军的必要,配合得非常自觉主动,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地方的游击部队就给哪个,本地区就是有天大困难,也自己承担。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还组织人员分头到各县、区去做工作,贯彻这一精神。鄂东北地区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补入红二十五军。”

  若干年后,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许多老同志都说:“华清同志为红二十五军重建,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红二十五军组建后,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重大胜利。主力红军作战时,郑位三、刘华清指导鄂东北游击武装积极配合。郭家河战斗中,光山独立团和罗山警卫营等地方武装都参加了战斗。上千名群众在山头上呐喊助威。许多溃散之敌被地方武装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俘获。潘家河战斗时,罗山独立师为了牵制鸡公寨敌人,积极发动猛攻,造成对方错觉,配合主力取得战斗的胜利。诚如刘华清所言:“我们游击武装的这些行动,不仅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而且扩大了活动区域,自身得到了发展。”

  在游击战争实践中,刘华清的军政素质不断提升。

  五、“这段岁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1933年11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红二十五军遭到重挫。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也大多被打散了。大战之前,上级曾临时宣布:如果被打散,可到天台山地区集合。回忆当年,刘华清辛酸不已:“突围中,我带的人也跑散了,只剩我一个人,只好奔向天台山。至此,鄂东北苏区各县党政组织全被摧垮,县委、区委的干部只有十来人,各地党员总共也只有200余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连续数日,山上火光冲天。我们整天东躲西藏。”

  刘华清几经周折,终于在天台山地区找到了郑位三。“郑位三这时仍是道委书记,他把我留下了。我们辗转于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打游击,度过了一段永远难忘的艰难日子。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天台山、老君山,位于红安北部,在大别山西端,是最早创建的苏区中心区之一。这里山深林密,人口稀少,敌人大部队“清剿”,也只是一扫而过,无法长驻;小部敌人,则不敢轻易进入。所以“清剿”、“扫荡”后,红军游击队照样能控制这里。

  当然,这一带也不便于红军部队集中行动,吃住都很困难,特别是吃的问题。于是,鄂东北道委、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分兵活动。红二十五军还剩一个团兵力,由吴焕先率领,在本地区外围活动;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则活动在本地区,不向边缘区扩大。

  时已进入冬季,不时有雪花飘落,山上很冷,而刘华清等所有人都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白天,他们要躲避敌人,夜晚则要抵御寒冷。对于游击岁月,刘华清后来常常沉浸其中:“晚上大家在山坡上紧紧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敌情如果缓和一点,能找个山洞,再燃起一堆篝火,躺在火堆周围睡个觉,就是奢侈享受。”

  饥饿更可怕。粮食上不了山,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刘华清等人只有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众所周知,要保持体力,不能天天吃生冷东西。可是,他们白天不敢烧火,只有等到晚上敌人回去了,才能生火煮东西。没有锅,他们就用小茶缸子煮。缸子也少,要煮好多次,才能每人都吃到一小缸子热乎点的东西。

  尤其可恶的是,敌人没有闲着,反复进行“清剿”、“扫荡”,逼得刘华清等人没有一个固定住地,三天两头就要转移。好在他们地形熟,藏进悬崖绝壁或山洞里,才多次逃过了劫难。在山洞里,他们能看见附近敌人的活动,听到他们说话和叫喊声。他们很清楚,这些山洞既是避难所,也可能是自己的坟墓,只要洞口被发现,肯定无法跑掉。在洞里,他们都把枪口对准外面:一旦被发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物质条件的艰苦,让刘华清等人遭了不少罪,但精神上的苦痛,则更折磨人。在回忆录中,刘华清真实地写道:“许多同志失去亲人,有的有家难归,有的无家可归。往前看,看不清前景,精神非常苦闷。我家不算远,但不能回去,很想念亲人。参加革命后,我回家很少。有时悄悄回家看一趟。离开的时候,母亲不让我走,父亲也不让走。我说不行,不回去就是逃兵。母亲只好哭。……现在,整天躲在荒凉的大山里,亲人见不上面,有家不能回,心里很不好受。”

  在刘华清等人苦闷的时候,郑位三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郑位三是名优秀的革命家,他经常给大家鼓舞斗志。”他要求大家都做乐天派,还充满豪气地说:“打死了面朝天,打不死革命万万年”。在他的鼓舞教育下,大家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当时,大家铺的盖的都是稻草,遂相互打趣说:“我们比大地主豪绅还要阔气,盖的是金丝被,睡的是金丝床,胜似活神仙。”

  在郑位三、吴焕先领导下,红二十五军、鄂东北道委相互配合,到1934年8月终于扭转了鄂豫皖斗争形势。

  回忆当年游击岁月,刘华清坦言“感触很深”:“我那时才十六七岁,面对异常艰苦和残酷的环境,没有退缩,坚持斗争,经受了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锻炼了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这段岁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六、创办《战士报》,客串“画家”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创办了《战士报》,由谁来负责呢?

  在长征开始之初,刘华清曾被军领导口头宣布担任组织科长,可是正式命令一直没有下。一次夜行军中,郑位三对刘华清说:“经军领导研究,由你担任宣传科长,原宣传科长郭述申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另有工作安排。”

  刘华清对郑位三一直很尊敬,没有二话就接受了安排。作为宣传科长,《战士报》自然由刘华清负责。他们一起商定:这份报纸由宣传科负责,不定期,几天一期;当然,也要根据部队作战的实际情况,多一期少一期都可以。

  作为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工作很多。首先要办好《战士报》,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他管;他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事情;另外,还让他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是他干得很起劲。

  当时,《战士报》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有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而且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这张报纸,时任军政委吴焕先多次给刘华清以指示。一天,刘华清正在编稿,吴焕先来了,诚恳地说:“报纸的稿子要短一些,稿子要到连队去约,要动员部队的干部多写稿子,反映部队的情况。”

  有时候,吴焕先还亲自写稿子。刘华清清晰地记得:“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稿子,就是吴政委写的。这是一篇批评稿。当时,二二三团团长常玉清喜欢骑马抖威风,一些干部战士对他意见很大,但谁也不敢批评他。吴政委在稿子中对他进行了批评。”文章在报纸上刊发后,不仅批评帮助了常团长,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骑马大王”的名字也在全军传开了。郑位三、郭述申等领导也经常亲自写稿。报纸还经常刊登一些政治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等,短短几句话,就是一条消息,对部队很有指导意义。在刘华清主持下,《战士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都很关心的报纸。它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也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部队创建新苏区起了积极作用。

  有趣的是,刘华清还被赶鸭子上架,当过一回“画家”。事后,他自己也暗暗称奇。

  早在鄂豫皖时,红军各连队就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作为文化学习和教育活动的中心,列宁室都挂有列宁像。长征时,部队轻装,许多东西都没能带上。到陕南新苏区后,郑位三要求宣传科搞好连队俱乐部建设,还让刘华清画列宁像。他从没画过画,甚至一丁点儿基础知识也没有。郑位三递给他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列宁像,要他照着画,并且要放大,能挂在连队列宁室里。

  郑位三走后,刘华清拿着书,对着列宁像愣了好半天。好在刘华清一向胆大,心想,画就画。他找来一块打仗缴获的白布———那时叫洋布,铺在地上。没铅笔,他也不知道可以用“九宫格”放大的方法,就用火炭先在上面轻轻打稿。画上几笔,他就站起来瞅两眼,看像不像。等觉得差不多了,他就用毛笔在炭稿上慢慢描。他那架势,仿佛一个正在创造杰作的绘画大师。就这样一笔一画,他终于完成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幅绘画作品。

  刘华清知道,自己这次任务完成得不算好,拿给郑位三检查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出乎意料,郑位三很满意:“你还真不简单,叫你画你就画出来了,画得还很像呢!”刘华清如释重负。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列宁室本来就该有列宁像。如果都没有,那没办法;现在,有个连队已经挂出列宁像,而且知道军政治部藏龙卧虎,有个“画家”,其他连队自然不甘落后,纷纷找来。

  刘华清刚刚体会了当“画家”的滋味,而且得到了政治部首长的表扬和大家认可,自信心一下子变得很足。他非常乐意地满足了各个连队的要求。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长征。刘华清完成了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到20岁的青年,已经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

  来源:《世纪风采》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