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宣化店

　宋平　

    国共谈判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领导同志于1946年5月3日由重庆抵南京，进驻梅园新村，我也随机到了南京。
　　这时国共之间实际已形成了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局面，也就是拖中大打。国民党要谈，是为了拖延时间，要美国人帮他把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由西南运到东北、华北；我们谈是为了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并通过谈判表达我们始终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真诚地希望和平、要求民主的愿望，以争取广大群众，包括第三方面人士，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揭露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独裁统治面孔，延缓全面内战局面的到来。到了南京，周恩来同志当时最关心的是中原军区。那里集中了新四军李先念领导的第五师，由广东返回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359旅南下支队和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的部队。这三支队伍合计9个旅，6万多人，原拟向京汉路以西转移，准备到安徽一带同新四军主力靠拢，接到“停战令”就停止前进，在湖北大悟宣化店一带待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带集中这样多的军队，不论军事态势和地形条件都是十分不利的。国民党不顾停战协议，很快集中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多万人，把我这几支部队包围得象铁筒一般，断绝粮药供应，准备一举全歼。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周恩来一面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同时迫使美方和国民党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以图制止战争，解救中原军队脱围。
　　到南京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就向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徐永昌、周恩来）提出即派军事调处小组前往宣化店进行调处。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三人小组同意由周恩来同美方白鲁德将军和国民党徐永昌将军乘专机前往武汉转宣化店进行调处。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随行。到了武汉，国民党行辕主任一位姓郭的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原本来没有战事”。他话一说完，我就提问说：“这次去宣化店视察是三方一致协议的，郭主任是否反对三人小组的一致协议，认为小组去宣化店是不必要的行动？”他看了我一眼问：“这位是……”。有位记者说：这位是新华社记者。郭“嗯”了一声，改口说“我没那个意思，去看看也好。”徐永昌托病留在武汉改由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作为代表。从武汉改乘汽车，我方武汉军调小组也派了两位五师的同志一同前往。去宣化店，道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国民党军沿途修的碉堡工事，军队的频繁调动，历历在目，使人感到大战前的窒息。车行至黄陂县境十棵松河边，因河水上涨临时搭的木桥冲断，吉普车不能过河。王天鸣提出返回武汉，等水退了改日启程。周恩来同志坚持原地等候。我们在姚家大湾老百姓家休息。美方人员嫌农家脏，撑起自带帐棚，吃起罐头食品。第二天5月7日一早，河水仍不退，汽车不能通行。恩来同志要我们的同志找老百姓想想办法，找了保甲长，他束手无策。在河边聚集着一些老百姓，他们没见过吉普车，觉得新鲜，围着汽车看热闹。同行的任士舜同志曾任过黄陂县委书记，很有群众工作经验，会讲当地话，同群众聊了起来。说我们是到宣化店举行和平谈判的，现在过不了河，大家看看有么办法？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腼腆地说：“我看可以抬。”“行吗？”“可以试试”。美国人和国民党的代表觉得人抬汽车很可笑。周恩来同志说，可以试试，再请些老乡来，人多力量大。就这样在欢笑声中，把几辆吉普车抬过了河。美国人看到这个“奇迹”也高兴了。周恩来同志向老乡道了谢，脱掉鞋袜同大家一起涉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