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八七会议

赵晓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举行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如今，当年开会的地方已经建立起一座革命纪念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留下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闪光足迹，镌刻着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辉历史。
　　一段经历
　　1927年是个风云突变的年代。这年的春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与此同时，革命危机也日趋严重。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革命进行反扑。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随后将其杀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5月，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军官相继在湖南、湖北发动叛乱。接着，其他省份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捕杀行动。23岁的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来到武汉的。
　　当时，邓小平名叫邓希贤。1926年初，他根据党的安排从法国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3月，他到达西安，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所属的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和政治教官。这所学校实际是共产党领导，它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为我党后来领导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四·一二”以后，一度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倒向蒋介石，6月10日，他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举行的反共会议，决定先将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受训”，然用用闷罐车“礼送出境”。邓小平获悉后与共产党员刘伯坚、史可轩等人商量对策，决定去武汉找党中央。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来到武汉。
　　此时，武汉的形势已日趋紧张。邓小平找到组织后被安排在党中央机关任秘书，秘书长是邓中夏。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后，曾计划在秘书长下设八大秘书，任命了刘伯坚、邓希贤等人。后来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他人未到位，只有邓希贤一人作秘书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物，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般性文件。从这时起，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中心武汉乌云密布，形势险恶。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隐蔽起来。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牺牲，各级工农群众组织先后被打散，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腥风血雨中倒下。面对反动派要把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内有主张有见识的人士的唯一选择就是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抵抗。为了实行战略转移，制定革命的新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7月下旬，代行中央最高职权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一部分人在汉召集紧急会议。这时，邓小平从武昌三道街搬到汉口天津路德林公寓，和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住在一起。这里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地之一，是由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出面租来，周恩来赴南昌前即住在此地。邓小平在这里与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等人一起紧张地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起草文件，确定议程，选定会址。经过慎重考虑，他们把会址选定在离德林公寓不远的三教街41号二楼（今鄱阳街139号）。三教街41号与德林公寓仅隔一条街，相距不过5—6分钟的路程，房屋的主人是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的农民问题顾问罗卓莫夫夫妇。房屋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西式公寓，与其相连共有7个单元，结构相同，前门无明显特征，后门通僻静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相连，一旦发生意外，便于撤离和疏散。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第一个进人会场。他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8月7日，党中央紧急会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秘密地召开了。参加会议的20多位代表分三天由地下交通员带进会场，办事的工作人员最先进去，最晚出来，中央主要负责人最后来，最早走。代表们吃的是干粮，睡的是地铺，进来了就不能出去。8月份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时连门也不能开。紧急会议只秘密地开了一天，但邓小平却在这里呆了六天。他把所有代表安全送走后，才最后离开。
　　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它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所作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举行和圆满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这次重要会议上第一次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要时刻注意和领导军事运动”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参加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这次经历使他更深刻地感到革命的艰难曲折，也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肩负担子的沉重。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