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故土撑起一片绿荫——董必武心系湖北林业发展

方  城

　　森林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联。三千年来，人对林谨慎地索取，林给人慷慨地馈赠。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人为的厄运危及森林。一棵棵参天古木在全民“大办钢铁”的炉膛里化成青烟，化为灰烬。在这场无情的“革命”中，湖北林业大伤元气。
　　这里有一组权威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问题：1957年，湖北全省森林面积1850万亩，其中成材林面积约894万亩，森林蓄积量约4122万立方米，1958年大办钢铁之后，全省森林面积减少到1250万亩，下降32.43%。其中成材林面积减少到371万亩，下降58.5%；森林蓄积量减少到2733立方米，下降33.7 %。
　　此后，共和国虽然以3年时间调整纠正“大跃进”的失误，但那成片的光山秃岭却不可能一下子恢复昔日的葱郁。水土流失，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就在这时，一位78岁的老人又一次回到荆楚故土。他，就是德高望重的中共“五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
　　“大跃进”以后，董必武曾几次回湖北视察，每次都让这组数字，搅得揪心地难受。
　　董老清楚地记得，在他52年前从黄安（今红安）连夜赶往武昌投身辛亥革命的时候，在他47年前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从武汉前往长沙欢迎北伐军的时候，在他25年前从武汉前往安徽舒城做新四军四支队工作的时候，在他13年前代表中共中央从重庆经汉口前往宣化店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的时候，在他建国后前几次回乡探亲视察的时候，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满山茂林修竹，他所看到的景象都是满目葱绿苍翠。
　　可是，现在呢？
　　董老这次回湖北视察，恰逢湖北省第二次林业工作会议召开。他在这次会上发表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大讲植树造林，使与会者感到了自己工作的份量。
　　董老讲得很具体、很实在。他希望湖北省认真地做好植树造林工作。
　　他说，除了发展成片成块林区以外，还应发展散碎林。并提了四点建议：（一）铁路两旁植树；（二）公路两旁植树；（三）水利干渠也可以绿化；（四）村子周围造林大有可为。
　　讲话的这一天是1964年1月8日。第二天，董老离开武昌前往广州。
　　在火车上，他还在想着植树造林。他把他在武汉讲话中提出的第三、四两点建议归纳成“人民公社生产队要大办林业”，并以此为题写了一首长诗。
　　1964年1月14日，董老又将他在武汉讲话中的第一、二两点建议归纳成“铁路公路部门应把植树作为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为题写了一首长诗。
　　1964年2月19日，董老从海南岛和湛江视察回到广州，为湖北省林业厅主办的《湖北林讯》杂志题写了刊名。
　　此后，董老在华东、东北、华北视察的时候，关注较多的也是植树造林问题。在当年5、6月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就自己对植树造林的设想专门提交了一份报告。总书记邓小平将这个报告批转作会议文件印发。
　　1964年8月31日，董必武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到湖北蹲点抓植树造林。
　　40天后，一首重阳前夕吟成的绝句再一次透露出他急切的心情：
　　年将八秩思蹲点，节近重阳欲看花。
　　已见东方红日出，未收西面碧云遮。
　　中央考虑董老年事已高，工作繁重，没批准他去湖北蹲点的要求，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弱他那梦萦魂牵的桑梓情！
　　1965年，正是绿肥红瘦的时节，董必武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在张体学同志陪同下，他视察了漳河水库和四湖排灌工程，检查了孝感、荆州、宜昌几个地区的植树造林。
　　当阳的玉泉山自古就有“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山上山下，堆蓝铺紫，古柏银杏，匝天盖地。董老来到山下，顿觉神清目爽，禁不住连声赞叹。
　　他说，玉泉山“是一座封闭很好的山，其他的山应以之为模范”。
　　1965年5月9日，董老来到当阳县河溶中学。
　　早在1963年冬，河溶中学的师生就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植树造林、绿化学校的活动。他们向董老汇报了活动的情况。
　　董老十分欣慰。1964年2月24日，他给这个学校的师生复信，并寄送一些技术资料，要他们试养蓖麻蚕。
　　随信寄去的还有一幅他亲笔题写的河溶中学校名和一幅对仗工稳的题词：
　　因地制宜，为集体农民兴利；
　　实事求是，教青年子弟读书。
　　此后，董老又多次给学校复信，要他们鼓励学生植树和养蚕，把这些同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工作结合起来。
　　这次，董老亲临学校，师生们受到莫大鼓舞。
　　董老仔细询问了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和植树活动情况，参观了养蚕室。他感到异常兴奋。回到武汉，董老又同湖北省林业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和林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座谈，讨论如何继续搞好植树造林和试养蓖麻蚕等问题。他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包括在长江沿岸植造防浪林的建议。
　　一年以后，董老再一次回到湖北。他欣喜地看到，一片片绿荫开始遮住荆山，盖上楚原。
　　清明节那天，董老在武昌接见出席湖北省林业会议的全体代表。他对代表们说：植树造林必须狠抓，具体地抓，才能见效。
　　随后，他又与张体学同志和林业厅的负责同志座谈林业问题，询问湖北近一年来的植树造林情况。
　　他说：“山林权问题不解决，群众的积极性不好调动起来。”
　　他说：“部队造林和学校造林的作用很大，都是“长远的事，要长期做。”部队造林的建议是他两年前视察烟台时提出的，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联合发出了《关于部队参加植树造林问题的通知》。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建设事业和群众生活都需要大量木材，但“现在砍伐迹地更新跟不上”，“要真正成用材林，还是靠栽树”。
　　真可谓情之殷殷，心之拳拳！
　　董老为何以八秩之身，还如此执着于当时并不被看重的植树造林呢？
　　他曾经给他的孩子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当官的，坐着轿子到了河边，见老百姓都涉水过河，便下轿让轿夫用轿子把老百姓抬过河。后来更有一个当官的，见老百姓涉水过河，就发动老百姓修了一座桥，从此解决了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前者是位好心人，但只解决眼前问题；后者是位有心人，从长远上解决了老百姓过河的根本问题。这两位当官的，哪一位更好一些呢？
　　董老就是一位发动老百姓修桥的“官”。他以自己的全部赤诚，为故土撑起了一片绿荫，也为人类写就了一篇“可持续发展”的煌煌宏文！

（原文刊登在《政策》199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