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送至延安的珍贵毛毯

　　 　　王光荣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用着一条桔黄色的毛毯，这是延安利民毛纺厂赠送给他的一件珍贵的礼物。这条质料很好的毛毯成为毛泽东当时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很时髦而又最实用的物品。然而，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到安塞王家湾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时，他却把这件爱物送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卫战士。
　　俗话说：“是兵不是兵，身背四十斤。”这意思是说军人在行军时全身武装，披挂不少，份量的确不轻，然而，中央前委机关的干部战士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由于经常遭到胡宗南20多万兵马的围追堵截，形势非常紧张，说住马上就要安营扎寨，说走拔脚就走，所以经过几番轻装后，同志们身上的行囊已所剩无几了。尤其是直接负责中央首长安全的警卫人员，他们在行军中还带上中央机要文件，必需的器材，以保证首长们在艰苦转战中能随时随地开展工作。因此除了随身佩带的轻武器和少量弹药外，几乎甩掉了自己平时准备的所有东西，就连在风餐露宿之时，都找不出可以遮拦的物品。晚间休息时，铺盖更是单薄。当时的情景就像大伙所说的：“白云当被地作褥，禾草窝里暖后背”，只要那讨厌的枪声不搅散大伙的休息，就算老天作美了。
　　毛泽东的行李算是中央前委机关人员中数量最多、份量最重的了。两个白铁皮制做的箱子，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里面装的全是一叠叠马兰纸和重要文件，还有一本本参考书籍和军用地图，沉甸甸的。可是大家清楚，这两个铁皮箱非常重要。毛泽东无论是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还是筹划胜利后的重大建设，撰写专著，起草电报，批阅文件，都离不开它，警卫人员不仅要时刻把这些东西带在毛泽东身边，而且在必要时必须用鲜血和生命来保护它。
　　除了这两个箱子外，毛泽东的生活用品则同样少得可怜，只有大大小小几件东西。毛泽东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物品视为自己的珍宝，处处随身携带，怎么也不肯丢弃。毛泽东平时的用品，大家归纳为“三件宝”：第一件宝是满身带“花”的搪瓷盆。这个脸盆本来是藕荷色的，一路行军，早碰磕成“花脸”了，毛泽东洗脸使用它，冲脚也离不开它。第二件宝是白羊肚子手巾，说是白的，可谁也说不准这究竟是什么颜色，因毛泽东洗脸、洗脚、揩衣服上的污渍全用它，早变色了。警卫员要给他换条新的用来洗脸，用旧的擦脚，毛泽东诙谐地阻拦说：“要平等嘛，脚比脸更辛苦，分开了脚会有意见的呀！”反正就是不肯换，毛巾都变成麻巾了。第三件宝是那个焊了几块疤的白瓷水缸，它蓝沿蓝柄，装水不少。这是毛泽东烧水、喝水、熬麦片粥的三用杯，缸底周围粘满了烟黑，碰破的地方焊上了厚厚的金属疙瘩。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口渴，就用它在火堆上烧点开水，夜间办公饿了，又用它熬点麦片粥充饥，真是物尽其用，成了“全能”水杯了。
　　毛泽东夜间休息用的铺盖仍然有“三件宝”，即被子、褥子、毛毯，件件具有光荣的历史。那块粗布薄被，是延安时就缝制的。那条粗布褥子还是长征刚刚结束，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同年12月进驻瓦窑堡时，在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才缝制的，毛泽东在瓦窑堡（今子长县）铺着它，在保安（今志丹）铺着它，在延安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居住时铺的还是它。转战以来，毛泽东又随身带着它四处奔波，至今仍然铺用着。唯独那条用粗毛线织的旧毛毯，是纯毛织品，要算是最实用、最珍贵的铺盖了。这条毛毯是在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八路军总部利民毛纺厂的上等产品。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危急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延安军民响应这一号召，一方面向荒山进军，开荒种地，饲养牲畜，另一方面开办了不少厂矿，纺线织布，制造军衣军被，钻井采掘石油煤炭。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工业品的自给半自给，获得了工农业生产的双丰收，不仅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穿、用问题，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利民毛纺厂为了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自己的劳动成果，便挑选了一批质量较好的毛毯送给了中央机关，毛泽东用的这条桔黄色毛毯就是其中之一。它虽然色泽和图案欠佳，但却是自己的队伍制造的，是战士们采用陕北的上等羊毛原料精心织成的，这里蕴藏着边区军民对领袖的一片挚诚之情！毛泽东自从撤离延安转战以来，白天办公时用它盖着腿驱寒，夜间睡眠铺在褥子下隔潮，小小毛毯成为他不可分离的好伙伴。
　　然而，几天后，这条不寻常的毛毯却从毛泽东的身边跑到了院子下边警卫班住的房子里，盖在了警卫战士王勇身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