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时的周恩来

　　
刘袭常

　　中原突围，使我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伟大精神。
　　1946年1月，蒋介石一面签订北平停战协定，让集结在中原地区的李先念、王震和王树声三支部队向华北根据地转移；一面不断地调集他的部队对李、王、王实行包围。并日益紧缩其包围圈，妄图把这三支部队集歼于中原地区。当时李、王、王部队共3万余人，而蒋的围歼部队却有30余万人，情况十分危急。这就是中原突围的背景。
　　北平停战协定的实施，规定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调处执行组负责，面向全国。到中原谈判的美方代表是白劳德，国民党代表是王天民，中共则由周恩来同志直接代表。
　　谈判地点湖北省礼县宣化店，正是国民党军事围困的中心点。谈判那天（5月7日）我以中共中原局党报记者身份跟随中原局首长到我军前沿阵地公路旁迎接周恩来同志；等了很久，他没有到。天下着小雨，我们为他的安全很着急。待他到达的时候，我们都很惊奇地看到：他左手吊着绷带，大拇指也缠着绷带，但还是神采奕奕，笑容满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的吉普车陷在河里，他和众人一起下河推车，用力过猛，伤了他那原来就有伤的左肘，大拇指也划破了。啊！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形象深深地感动了我。
　　谈判代表下车吃完饭，稍事休息，就开始谈判。谈判是在镇侧山坡上一所大庙里。我仍以记者身份进入谈判会场列席旁听。会场陈设简单，气氛严肃。谈判桌摆在庙里原有的土台上，铺一块红布，别的什么也没有，连椅子也没有；台下摆了四排条桌和条凳，谈判代表、翻译官、各大报（武汉时报、扫荡报等四家）记者的名签都贴在桌上。入场时，周恩来同志走在最前面首先入座，其他人等陆续就座；没有人鼓掌，也没有喊口号。王震同志主持会场，站在土台左角，宣布谈判开始，三方代表登台，都站着。首先是周恩来同志发言，他说的头两句我还记得：“各位主人，各位客人。”然后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称呼。接着说：“我们军事调处执行组为什么在这时候到这个地方来谈判这个问题？”开始揭露分析国民党部队围困我军的军事形势。之后是国民党代表王天民发言，他避而不谈围困的事实，说什么“贵、我两军相处，像兄弟俩一样，有时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时旁听者有人大声质问：“你们为什么在我军周围大修工事，集中大批担架和棺材，这也是兄弟俩磕磕碰碰吗？”这时王震同志向会场打招呼：“安静，安静。”接着美国代表白劳德发言：“你们中国军队都能打仗，我一路看到你们两方的战士，士气都很好。”显然在嘲笑中国人，偏袒国民党军。周恩来同志当即严词驳斥。国民党的翻译官，在翻译周恩来同志的驳斥时，有意错翻和省略，周恩来同志当场用英语作了纠正和补充，使美国代表哑口无言，国民党代表也低头不语。于是在谈判桌上的一场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但是，谈判的胜利，只是舆论上的取胜，不能解决军事危机。因此在谈判之后，周恩来同志彻夜不眠，与李、王、王商议军事突围方案：一，伤病员和一部分女同志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由周恩来同志根据北平停战协定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二，少数人在国民党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装潜入国民党统治区隐蔽或通过国民党区再转入苏北根据地；三，其余绝大部分跟随战斗部队武装突围。我是属于第二种方式突围的，指定集中地点是苏北淮阴新四军军部。
　　5月10日，我从宣化店根据组织规定的突围路线和途中联络暗号单独转入武汉，经南京转上海等待过江北上。因江北战事转紧，久等未果，乃折回南京到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办事处请求新路线。
　　在等待期问，负责给我办理转移手续的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马子卿同志，他讲：“办事处周围经常有特务监视，对面小楼就有监视哨，环境十分恶劣。”办事处是一所陈旧的三层楼，破损不堪；我去时，见到有几名木瓦工正在修缮，加固门窗。周恩来同志的会客室很简单，只有一套蓝布全包沙发和几张椅子，唯一的装饰品是几块白线勾的花巾，辅在沙发扶手上。招待客人的烟、茶也是从解放区运来的，发给我两盒三羊牌香烟就是解放区产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市场上充满了美国进口香烟，我们的同志不屑理睬。在那花花世界里，我们的同志吃、穿、用、住，都没有超过解放区的水平。在吃的方面，经常是低于解放区的水平，因为国民党区的物资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敌人有意卡我们。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着，战斗着。
　　周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形像使我终生难忘。

　　原载《党史纵横》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