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深情系于三峡工程

李永安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湖北省主持工作期间，对水利建设尤为重视，曾组织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最大的防洪工程一一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这项工程对战胜1954年的大洪水发挥了巨大作用。李先念同志对兴建三峡工程一直给予很大关心与支持。我认真阅读过李先念同志的许多重要批示并曾亲耳聆听过他对兴建三峡工程的看法和指示，至今仍深深铭记在心中。

力主兴建三峡工程的积极分子

　　长江水患历来是湖北省的心腹之患。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十分重视对长江的治理。除建设荆江分洪工程外，兴建三峡工程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描绘出“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宏图。1958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总理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此后，在党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从此，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于中央的决定，李先念同志不仅完全赞同，而且陪同周恩来总理参与研究和实地考察三峡坝址。每当到湖北省及丹江口、葛洲坝、清江等水利工程视察时，他都要听取专家和基层领导同志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
　　1983年5月3日至13日，由国家计委主持，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报告审查会议。审查会议认为：“长办”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基本可行，建议国务院原则批准。18日，李先念同志即写信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同志。信中说：“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要十分谨慎。三峡工程不仅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而且对全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建设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这个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三十多年来，在长江流域的建设投资总共有一、二千亿元，或者二千多亿元；又是科学、技术、文化比较发达、人口稠密、商品粮和经济作物产量比较高的地区。这个地区形势好坏，直接影响到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可以说，从全国来看是举足轻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所以既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说：“党中央历来对这项工作很关心，周总理亲临视察过，召开过无数次会议。有关部门和地区做了大量工作，这为兴建三峡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保征。我对三峡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分子，对这项工程的直接了解和间接了解，在我的脑子里总是经常思虑的一个大问题。”
　　1985年，李先念同志到湖北省视察，我参与了接待工作。他多次讲，中央决定上三峡工程是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湖北省是最大的受益区，省委应服从大局，动员全省人民支持三峡工程。根据李先念同志的指示，省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支持三峡工程的具体措施，决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田英同志带队，组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宜昌解决筹建工程的征地问题。我当时参加了工作小组。前期征地主要包括办公区及“三通一平”准备工程所占用的耕地。这些耕地有一部分是正处于收获期的柑橘地，收入较高，曾因补偿标准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使征用拖了一段时间。省工作组来后，向宜昌地委、行署的主要负责同志传达了省委“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三峡工程”的指示。行署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召开基层干部会议落实，据我回忆，仅二三天就签订了征地协议。这是三峡工程最早的一次征地，也是办得最快的一次征地，它为及早开展三峡工程筹备工作创造了条件。
　　1987年4月，李先念同志到宜昌来视察，陪同的有时任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副省长王利滨。我专门向他汇报了清江流域的开发问题。他说，中央经过慎重研究，三峡工程需进一步论证，现在葛洲坝的力量可腾出来先上隔河岩水电站。三峡工程暂缓建设，主要是考虑有些专家仍然有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进行科学分析。但三峡工程是一定要干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当我汇报到清江几个电站今后配合三峡工程统一调度有利于荆江防洪时，他以极大的兴趣询问了防洪的效益，要求我们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把隔河岩工程建设好。他回到北京以后，还一直关心清江流域的开发。1989年，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压缩建设规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同志视察隔河岩工程时传达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要求全省集中力量，确保隔河岩工程建设按计划进行。
　　李先念同志对三峡工程和清江流域开发的关心和积极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三峡工程的论证、科研、设计等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隔河岩水电站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