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敏：组织领导黄麻起义 壮志未酬含冤被杀

　（三）
　　1928年4月间，戴克敏和徐其虚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一个小队，由木兰山转战到黄麻起义区，在紫云一带活动。这时敌人还在到处搜捕革命者，有一队民团驻扎在上戴家村戴克敏的家中，坐等时机，捉拿戴克敏。这时，敌人已先后杀害了戴克敏的叔叔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先敬等。戴克敏同志的母亲和弟妹，也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牢。戴克敏领导的革命军小队，面对着穷凶极的敌人，在同志和乡亲的尸骨面前，怒火满腔！为了给牺牲的同志和死难的乡亲们报仇，戴克敏率领革命军小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向上戴家村民团发起了进攻，一举消灭了这股匪徒，缴枪二十来支。这一仗，震动了四面八方，群众到处传说：革命军有一两千人打回来了！其实，当时革命军只有十几个人。檀树岗的民团闻风逃跑了，当地受压迫的群众又发动起来了，配合革命军捕杀那些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地把戴克敏率领的革命军杀回起义区，叫做“第二次黄安暴动”，并编成歌谣唱道：“党员游击转回还，先打清乡团，除劣绅，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的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随着黄麻老区革命形式的好转，加上敌人内部冲突，迫使一部分“围剿”革命军的敌军撤离了起义区。这时，在木兰山坚持斗争的第七军，在吴光浩率领下，全部返回了黄麻老区，与戴克敏小队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黄焕先等会合。从此第七军就转战于鄂豫边界大别山区。他们在转战的过程中，发现鄂豫边界柴云堡地区位于鄂豫两省三县边界（黄安、麻城、光山），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湖北、河南的反动军队都是朝发夕归。当地贫苦群众，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下，革命积极性极高，很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鉴于上述的种种情况，1928年5月，戴克敏、吴光浩等第七军领导人，在黄安县紫云区清水塘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半年多来艰苦转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紫云堡为革命的活动中心，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以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从此，革命军在戴克敏、吴光浩的领导下，便迈进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阶段！
　　戴克敏进入柴山堡以后，积极开展了各项革命工作。首先，他同当地有较会关系的曹学楷，积极开展革命的统战工作。并采取了一些适合当地社会与政治的政策方针，提出了“有土不豪不杀，是绅不劣不杀”的统战政策。同时积极地可以争取的上层分子工作，使当地的一些“民团”、“红枪会”的头目和上层分子和我们合作起来。如吴文楼的“民团”，曾与我们一起攻打过国民党的“清乡团”一些原来被地主和当地上层分子所掌握的“红枪会”，通过我们的统战工作，变成了被我们所掌握的“红枪会”了。
　　其次，为了使我党我军的革命主张和革命政策广泛地深入人心，革命军进入柴山堡后，戴克敏不仅亲自写标语，贴标语，而且还经常派红军宣传人员三、五人一组，到要道上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过路群众、担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一些过路的人们非常敢动地说：“红军不但保护穷人，免税过关，还倒茶水招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第三，积极地开展瓦解敌军的兵运工作。戴克敏经常同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的陈定侯、郑位三一起，拟定一些对敌军的宣传口号，如“老总们，你们当兵的都是穷人！我们红军也是穷人，穷人不要打穷人！”、“欢迎穷苦的士兵兄弟们到红军里来！”等等，发给每一个红军战士，让他们在战场上向敌军呼喊，或深入敌后进行张贴。1928年7月14日，驻来家河敌十八军某团十一连在一个排长和司务长的带领下，处决了反动的连长，全连七十五个人，带着七十三支枪，投奔红军参加革命。
　　1928年7月，戴克敏等第七军领导人，在尹家嘴召开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共一百二十人，分编为四个大队，（对外称团）。这次会议还决定：恢复黄安、麻城等县委改变过去军队与地方组织不分的特殊情况；规定根据地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建立各级的党组织，积极建立县区赤卫队和群众自卫武装，发展游击战争；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五抗运动（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租）。4月，戴克敏、吴光浩、徐朋人等红军和地方负责人，又在檀树岗召开会议，重组鄂东特委。
　　在特委的领导下，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戴克敏、吴光浩的指挥下，为配合地方各项工作的开展，主动地从割据地区向外扩展。从1929年2月至5月间，红三十一师先后消灭了仙居、熊家河、涂家垸。高桥等地区的反动“清乡团”和“红枪会”，缴获枪支一百四十支，根据地也随之扩大到北至柴山堡、南至八里塆、尹家河，东至麻城的黄土岗，西至孝感的汪洋店，纵八十里，横四百三十里的地区。根据地内一些区乡苏维埃政权也随着建立起来了，土地革命也开始进行。至此，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些当年与戴克敏同志并肩战斗的老战士，在回忆这段战斗历程时都说：柴山堡时期，一年有余，上级党从外面派来不少的干部，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戴克敏、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的贡献最大。
　　1929年春，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扩大与发展，干部的缺乏就成为当时比较突出的矛盾，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在戴克敏的主持下，红军办起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干部学校，（实际是短期训练班）抽调党员和连排干部到党务干部学校和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每期两、三周时间。戴克敏同志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给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讲政治理论课，教育党员和干部要树立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他在讲课中向大家指出：“帝国主义必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必定要胜利”，“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对的，新三民主义是对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民权主义，就是要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民生主义，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得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学习苏联。”由于戴克敏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实际、学员听他讲课兴趣极高，收获很大。因此，当时请求入学的人很多。这就为革命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大批干部，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到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在戴克敏主持下，红军十一军三十一师还创办了革命刊物《红旗》，广泛地向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借以提高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为迎接革命大发展时期的到来，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9年5月底，党中央为了加强鄂豫边区红军的领导，派徐向前同志到鄂豫边区任红三十一师的师长，从此，戴克敏与徐向前同志就在一起并肩战斗。戴克敏、徐向前率领红三十一师，从1929年6月中旬到7月，粉碎了“罗李会剿”和“徐夏会剿”。8月中旬，又粉碎蒋介石嫡系第一师长刘峙所组织的“鄂豫会剿”。在这三次反“会剿”的战斗中，红军由两百来人发展到七百人，共有长短枪六百余支，红军的战术素养和战斗的能力也都活的累显著提高。
　　1929年11月，鄂豫边苏区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戴克敏受大会委托与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他们在《决议案》中，对红军的作战任务和战略战术等等问题具体规定为：一、红军的任务是：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民众的各种斗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夺取反动武装，保障和扩大根据地；二、红军的战略战术是：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人采取跑圈子的形式；远距离奔袭和不攻坚等十项原则；三、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四、关于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地方红军的常备队和预备队的区别，任务与训练等等，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至此，红军的战略战术就较理论化和科学化了。他不仅成为鄂豫边苏区红军战胜敌人，扩大自己的锐利武器，而且成为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纲领。
　　1930年4月，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黄安县箭厂河，奉令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副军长兼师长。改编以后，徐向前、戴克敏率领这支部队运用新的战略战术转战于鄂豫边界。不久，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了，敌人一时无暇来进攻红军，我红一师趁此机会，向平汉铁路南段地区迅猛进击。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红一师从二郎店奔袭杨家寨车站。在这次战斗中，戴克敏同志不仅指挥果断，而且在关键时刻带头冲锋，与敌人拼刺特别勇敢。是役全歼守敌两个连，缴获步枪百余支，俘敌士兵数十名。敌人忙从武汉调来一个团进驻广水车站，并声言“红军游击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遂向杨平口一带奔我而来，要找红军游击队报复两个连被歼之仇。根据这一情况，戴克敏立即主持召开师党委会，讨论如何在杨平口伏击敌人。第二天中午，当敌人进入红一师伏击圈内，戴克敏、徐向前率领红军，与敌激战，最后全歼敌团，俘敌人数比整个红一师的人数还要多一倍。
　　不久，敌人钱大钧部一个团，从汉口开到花园车站。七月二十八日，戴克敏、徐向前率领红一师由青山口出发奔袭花园敌团。这时，敌人刚散早操，正在洗漱，待其发现红军冲进街里来时，已成了红军的俘虏，八挺重机枪一声没响，都成了红军的胜利品。花园战斗我军无一伤亡，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获长短枪支柒佰余支，重机枪八挺，迫击炮四门，俘敌千余人，开创了红三十一师一次歼敌千余人的奇迹！
　　戴克敏、徐向前指挥的奔袭杨家寨车站、杨平口伏击战、奇袭花园三战三捷三扩编的伟大胜利，震动四方，当地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且把它编成歌谣唱道：“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威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来到鄂豫皖苏区，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打击开创鄂豫皖苏区的老干部，戴克敏积极支持徐向前、曾中生两位领导人的正确主张，他斥责张国焘说：“排斥打击开创鄂豫皖苏区的当地干部，就是排斥打击革命！”这样，戴克敏就成了张国焘的心腹之患。
　　1931年，戴克敏被降为红四军警卫团长，他任劳任怨，能上能下，毫不计较个人地位高低，担任什么工作，就力求把那项工作做好，始终忠于职守，继续与张国焘斗争。
　　1932年春，戴克敏调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时，七十五师留在皖西坚持斗争，打了许多胜仗，皖西苏区也有了很大发展，游击区一直伸展到淮南铁路两侧。一次，七十五师在皖西青山镇包围了装备精良的敌人，夜间被包围的敌人偷袭出包围圈逃跑了。这本是两军对阵常有的事情，可是，张国焘却抓住不放，诬说戴克敏私通敌人，故意放敌逃跑。解除了戴克敏的职务，逮捕押到新集，交保卫局严刑逼供。戴克敏心怀坦然，坚贞不屈，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接着，张国焘又以肃反为借口，对戴克敏进行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诬戴克敏是“国民党派到革命队伍中的改组派——反革命”。1932年夏天，在河南新集镇（今新县）将他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