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铁铸的老红军

　　　　龙麟

　　人活着的时候，红军的故事和歌声也活着，时时刻刻回荡在龙头山中；人谢世后，生命之火也熄灭了，龙头山不再见到老红军郑福堂的身影，不再听到他那执拗的歌声……然而，老红军血染的风采与军人的荣耀依然存在，那从胸腔发出的“家常话”，依然落地有声：“我一生全靠共产党，也一生跟着共产党走，枪林弹雨几十年，从不动摇！心中有个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就不怕汉奸、反动派，就不怕各种洋鬼子。”
　　老红军郑福堂，1916年出生于武汉江夏区梁子湖畔一个贫苦的渔家。一家五口，父母和两个哥哥，因他排行老三，乡亲们都叫他“三伢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4岁他就帮人放牛，划船，梁子湖畔留有他童年的足迹。15岁时，他开始贩卖糖果、香烟，老汉口车站一带的街头里巷，曾有他提篮叫卖的童声。他从小好动，尚勇。有次，有个守门的日本人强拿他的一条“金鼠牌”香烟不给钱，不几天，他用自做的弹弓，准确无误地弹瞎敌人一只右眼……从此，他离开了汉口，沿江堤跑到黄州，流浪到黄安（今红安县）。他离开了父母，独自在黄安帮人放牛谋生。
　　当时的黄安是全国的第二大红色根据地。既有张开仕领导的地方游击队，还有徐向前领导的红军。一些红色歌谣在群众中互相传唱。如“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扛枪，女将送饭。农友大众，心向共产！”
　　1931年夏日，郑福堂在黄安蔡家湾田畈里边放牛边唱上述歌谣，恰逢张开仕带着便衣队伍从此路过。张开仕闻声上前询问他：
　　“小兄弟，是谁教你唱这歌的？”
　　郑福堂见来人戴着红袖章，佩带红缨大刀，就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便毫无顾忌地回答道：“还用教，到处都这样唱，听都听会了。”
　　“想不想当兵？跟共产党一起打土豪劣绅，反剥削反压迫。”
　　此时的郑福堂16岁多，已发育成一个棒小伙。他早就听说黄安农村到处有共产党领导的人马。他从小疾恶如仇，秉性好强，一种为穷人打江山，使他满口答应了。从此，他就铁心跟着共产党走！
　　通过几次采访，我无法忘却老红军郑福堂那尚武豪放的气质，无法忘却他在血与火相交织的几十年中赤胆忠心跟党走的誓言——“我在徐海东领导的七十四师和红二十五军当班长、排长时，先是从陕南西征三千余里转战到大别山，后又浴血奋战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在奇险经历中，喝牛尿，吃草皮，受尽了世上罪苦，靠什么精神支撑过来？靠的是心中有个共产党，就能战无不胜！”
　　“我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从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从徐州、郑州一直打到海南岛，从国内一直打到抗美援朝战场。这阶段我虽然是营长和师级参谋长，但我并不谋求高官厚禄。为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我同世界上最霸道、最野蛮的敌军作战，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先后五次受重伤，九次从死神怀里苏醒过来！是什么力量支撑我总是不怕死？还是那句话：心中有个共产党，就有大无畏的精神。”
　　是的，老红军郑福堂浴血奋战几十年，紧跟共产党走，并不谋求个人的“高官厚禄”，也不求万世留名。2000年初夏他84岁高龄去世前，就不指望人们记住他！他曾说：“我不图虚名传千古，但愿党的光荣传统启后人！”龙头山还留着他仰天的长问和忠心耿耿的寄托——
　　“我不明白霸权主义的屠夫们是否真的改变了侵略本质，真的立地成佛？！
　　我不理解日本政府何故至今还粉饰那段极不光彩的侵略历史？！
　　因此，我希望后来人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