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蔡以忱参加秋收起义始末

　　
　　蔡亚生 裴高才

　　我的祖父蔡以忱烈士，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白家嘴。由于他早在1928年10月25日就在湖南澧县被捕牺牲，大部分史料散失。我是从祖母、伯祖父与父辈们的回忆中，才知道祖父的一些零散故事。尤其是经知名传记文学作家裴高才带领我们前往海峡两岸六省市区及俄罗斯搜寻与查证，才弄清了祖父原来是襄助毛泽东成功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的风云人物。有祖父的绝笔诗为证：“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革命伴侣奋然行

　　早年听父辈讲，祖父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五年间，不仅夺得了十个第一，还作为学运领袖参加了武汉五四运动。毕业后，一边在“一师”附小（武昌南楼蒙正小学）与私立中华大学任教，一边从事革命工作。
　　1923年春夏之交，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后参与创办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执行委员，接下来历任中共“五大”代表并中央首任监察委员、农运委员，中共湖北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安源市委书记，湘西特委常委、军委书记，国民党“二大”代表及青年运动审查委员会委员等。祖父的遗物铜剑、砚台与参加国民党“二大”所用的皮箱现存中共“五大”纪念馆。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局势非常严峻。此时正在湖北武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汉口市委书记罗章龙商量，决定物色几位懂军事的同志一道去长沙筹备武装起义。罗章龙即向刚刚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轮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汇报，选择了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长蔡以忱。罗章龙在《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中回忆说：有一天，我和毛泽东从中央开会出来，一路步行到毛泽东住处，他邀我到湖南去工作，组织对敌进攻。我们两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以五届中委的身份，巡视和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毛泽东先离开武汉赴长沙，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找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我说：这里很难找到既熟悉湖南情况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干部。毛泽东说：只要你认为可以就行。以后，经过物色，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加派了一个蔡以忱。
　　前往刚刚发生“马日事变”、笼罩着白色恐怖阴云的湖南工作，比在土生土长的湖北工作危险十倍。但蔡以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话时，他明确表态：按照组织原则，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就私交而言，我与毛泽东等湖南同志具有合作共事的良好基础。为了表达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蔡以忱与革命伴侣丰俊英一同前往湖南省委工作。罗章龙回忆说：“蔡以忱是湖北省农民运动自卫军的负责人，懂得一些军事，所以要他去。他去湖南是有决心的，所以家眷都带去了。他的妻子姓丰，是党员，也同我熟悉。”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正式在汉宣布“分共”后，蔡以忱与丰俊英奉命前往黑云压城的长沙。
　　他们到湖南省委报到后方知，稍前的中共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
　　为了尽快恢复加强湖南党的工作，扭转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于6月24日作出决定：对湖南省委进行改组，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7月4日，毛泽东赴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由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
　　早在国民党“二大”期间，蔡以忱就与易礼容分在同一组，共同审议农民运动议案。此次长沙重逢，双方倍感亲切。易礼容首先向蔡介绍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自从毛泽东赶回长沙主持省委工作以来，继打通了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之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接着，易礼容代表省委与蔡以忱商量，将当时的中共安源特区改组为安源市委，筹组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1927年7月下旬，由蔡以忱任书记，前特区委书记宁迪卿、前地委宣传部长杨骏等为委员的中共安源市委正式开展工作。市委直辖17个支部，另设3个区委，分别指挥紫家冲分矿各支部和上栗市等处农村各支部。丰俊英也随蔡以忱一同前往安源工作。罗章龙回忆说：“我同蔡以忱等在六七月间先后到了湖南。我留在长沙，蔡以忱带着家眷到安源，担任党的安源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