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萧楚女

孙念超

　　萧楚女，原名萧秋，字树烈，笔名有楚女、丑侣、抽玉、野马、匪石等，1891年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青少年时期的萧楚女过着颠沛流离、极端困苦的生活，他当过跑堂、小贩、报童、学徒，与最贫苦的下层劳动人民在一起，历尽人间坎坷。在这一过程中，萧楚女坚持勤奋自学，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在探寻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萧楚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萧楚女致力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的社会，一齐从那无边的黑暗之中，拯拔出来”，于是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足迹遍布各地，两入襄樊，两进四川，奔赴上海，转战河南，最后战斗在广州。每到一地，他都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地播下革命火种，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践行者，为推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萧楚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个身份是教师，他以讲台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9月，在好友刘泥清的帮助下，萧楚女到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这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春风化雨的教师生涯。当时学校的学生李实后来回忆说：“萧楚女在二师最大的功绩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到二师任教后，萧楚女首先对教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封建八股文章，增开新文化课和口语课。其中新文化课以鲁迅的作品和《新青年》上的文章作为教材，如萧楚女选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风波》、《阿Q正传》等进行讲授，对学生进行反封建的思想教育。讲授哲学时，萧楚女系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内容，并且批判了各种反动哲学流派，比如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流派进行了深刻批判，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1921年夏，二师校长刘泥清调离，萧楚女受反动势力的排斥被迫离开襄樊。1924年，在二师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被迫电请萧楚女再次回二师任教。萧楚女这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马列主义修养较第一次来襄樊时更加扎实系统，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授课内容更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给学生讲述《共产党宣言》，描述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鼓励学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觉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学生觉悟的不断提高，萧楚女当时已考虑准备建立党组织，对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进行考察培养，把李实、刘子谷、燕文新、方福生、殷乾三、程钦等人列为发展对象。萧楚女是当时鄂北（襄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其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他们宣称要逮捕萧楚女。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来二师任教仅仅三个多月的萧楚女不得不再次离开襄樊。萧楚女离开后不久，就发生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二师学潮”，前后赶走了五个校长和一名教育厅长。二师学潮，在襄樊、鄂北震动很大，影响很广。它沉重打击了鄂北的封建势力，唤醒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先进青年学生，为鄂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至1925年，萧楚女两入四川，他在四川的教师生涯主要是在万县胜利第四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度过，他以讲台为阵地，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残酷统治之下祖国濒临灭亡的严酷现实，激发学生振兴中华之志和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之情。萧楚女学识渊博，教学态度认真负责，讲课内容引人人胜，因而深受学生喜爱，而他独特的魅力与丰富的学识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学子，被誉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社会里的开路人”。在他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渴望光明的优秀青年，后来多数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分子。
　　1926年1月，萧楚女调到广州工作，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并经常到广东大学、黄埔军校、劳动学院等学校授课，同时还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专职教员。萧楚女担任的一些课程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他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详细研究世界的经济政治状况，深入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边教学边编写，先后编写出《帝国主义讲授大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等教材。这些著作成为当时发行广泛、影响普遍、深受广大青年喜爱的政治读物。萧楚女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深邃的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使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同时他忘我工作的精神也让学员感动，患有严重肺病的萧楚女一直抱病坚持给学员上课，甚至经常咳血。繁重的工作加重了萧楚女的病情，最后不得不入院治疗，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他仍惦念着学生的学习，扶病笔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萧楚女以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来实践着自己用以自励的“蜡烛人生观”，他确如一只点燃的蜡烛，用自己的光辉，为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照亮着前进的路程。
　　萧楚女参加社会活动的另一个身份是报社编者，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阵地上，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行，坚决与敌人进行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萧楚女在四川活动期间，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该报社论和时评。他充分利用这一阵地，为该报撰写社论、时评累计近千篇，超过百万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指责土酋军阀，痛骂贪官污吏，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分析产生这些罪恶的根源。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强，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称赞他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他的文章在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脍炙人口，而军阀、官僚、洋奴、买办和封建余孽却视为洪水猛兽。他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压制、威吓和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萧楚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气概，蔑视军阀的横暴，指斥群小的谬论。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期间，《新蜀报》不仅成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阵地，而且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四川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1924年初，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但在此时，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首的国家主义派（醒狮派）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俄国劳农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萧楚女立刻对国家主义进行迎头痛击，写了《讨论“国家主义教育”的一封信》、《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剖析了国家主义的由来、发展，揭示了其欺骗劳动群众忍受剥削阶级奴役、维护军阀和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尤其是其所著《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如同照妖镜一样，揭示了国家主义的丑恶原形，这本书当时风靡全国，成为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必读书。萧楚女在批判国家主义的同时，还要与戴季陶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1925年7月下旬，戴季陶在上海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篇文章，企图以“中国的正统思想”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仁爱”对抗阶级斗争，以“戴季陶主义”取代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其中心思想就是排斥共产党，搞所谓的国民党“独立”的国民运动。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萧楚女先后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戴季陶拥护掠夺弱小民族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等文章，针锋相对地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判，揭露右翼分子的所谓“纯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虽然遭到党内右倾势力的非难，但萧楚女依然写了《帝国主义与人口问题》、《介绍正统派与戴季陶看》等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对戴季陶及其所散布的反动思想穷追猛打，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
　　1926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逐步暴露出反革命嘴脸，他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各地制造反革命惨案，屠杀工农群众。不畏强暴的萧楚女写出多篇文章，对蒋介石进行口诛笔伐，揭露蒋介石屠杀工农、迫害进步势力的反革命真面目。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也笼罩了广州市，反动势力开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躺在病床上的萧楚女也被反动派强行拖走，并被秘密杀害。萧楚女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鼓舞着革命人民前进。1927年6月25日，《中国青年》对萧楚女作出高度评价：“他的死，使革命青年失去了良师，他的死，使革命队伍丧亡了勇敢的战士；他的死，使我们更加透彻认识了敌人；他的死，在每个革命者的心上剜上伤痕！”

　　原载《兰台世界》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