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邓雅声

桂遇秋

(一)

　　邓雅声，黄梅县杉木桥邓老屋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四月十三日。父亲邓裕春，是个守约居贫、为人笃实的前清秀才和老塾师。家里仅三亩薄田，由母亲龚玉莲料理，家世比较清贫。

　　邓雅声在学生时代，就喜爱读书，时常通宵达旦地看书。他母亲常对人言：“书堂(即雅声)夜里读书点灯的油，要用桶装。”邓雅声最感兴趣的是历史书籍和历代诗词，特别是唐人李贺、李商隐的诗，更是百读不厌。历史上以身殉国的英烈和蒙冤被害的忠良，如屈原、杨恽、范滂、岳飞、文天祥等，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事，在他少年时代就时有所闻。

　　邓雅声故乡——张林镇有个福主庙。庙里主持僧清渡，是个假修行，真作恶的坏蛋。这个和尚为了找靠山，拜了邓雅声本家族长、讼棍邓仕钦做干老子。在邓仕钦的庇护下，清渡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一九一八年春，邓雅声同几个同学到庙里游玩，看见清渡侮辱烧香的妇女。邓雅声见义勇为，从淫僧手中救出了那位妇女，并当场教训了这个坏蛋。邓雅声决心抓住这个事实，赶走清渡和尚，打击邓仕钦的威风。他与几个同学商议，借张林镇义庄的名义，把邓仕钦等中、小士绅都请到庙里，以吃酒为名，当众揭露清渡的罪恶。附近群众听说此事，都暗中高兴，纷纷赶到庙里看热闹。邓雅声在酒席前，把清渡的罪行，合盘托出，并提出赶走清渡。一向扮作正人君子的邓仕钦，在席上如坐针毡，脸色苍白，装腔作势地说“书堂！你们年轻人应该用心读书，管这些闲事干什么?清渡固然有错，但念他是佛门子弟，管理庙内香火有功，叫他当众认个错，以后不再犯就是，何必小题大作昵?”邓雅声见邓仕钦当众庇护恶棍，怒从心发，他站起来，正言厉色地回击邓仕钦道：“今天请你不要庇护清渡，赶走坏和尚是严守佛门三皈五戒，答复广大民众的要求。仕钦先生，你无视清渡的作恶多端，为他讲情，莫不是害怕砍树伤根，切肉连皮么?限清渡在两小时内滚出张林！……”在场看热闹的群众，同声响应：“把这个坏秃赶出去！”那个一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邓仕钦，见丢了面子，气得红头涨颈，哑口无言，踉踉跄跄地溜了。坏和尚也只好夹着行李滚出福主庙。邓雅声高兴地向群众说：“今天总算是在老虎头上敲了一下！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能够把天下的‘害人虫’、‘寄生虫’一齐扫光呢?……”

　　(二)

　　邓雅声由于家境贫寒，不能外出求学，从一九二一年春到一九二五年秋，先后在垅坪山的赵德，卓壁的潘河，以及本地藕塘角教私塾。他为了寻求光明，从“茫茫世路皆荆棘”中闯出一条光辉大道，利用私塾假期和一切机会，同本县在南京、上海、武汉读书的吴致民、宛希俨、李子芬、王一飞，张获柏等交往。从这些有志的青年中，借来了很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与他们共同探讨变革社会的办法，还用诗歌相互勉励。“五·四”运动之后，黄梅县还处在军阀吴佩孚统治之下，进步书籍不能公开发行。可是进步知识青年对革命书刊的需要量越来越多，邓雅声便同吴致民、李子芬、熊映楚、王一飞等，集资筹办黄梅县“书报流通处”，后改为“醒民书社”。以此作掩护，团结广大革命青年，秘密发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向导》、《中国青年》、《楚光日报》、《武汉星期评论》等革命书刊。邓雅声经常披霜戴月，浴雨餐风，从家中到县城，往返四十里，处理发行业务，同时还要赶回私塾开早课。

　　邓雅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另一重要途径，是利用村塾作阵地并深入到穷乡僻壤，向农民和学生进行口头讲演。他用“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形象比喻，说明广大农民群众只有团结起来，才不怕土豪劣绅欺负的道理。他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如他在垅坪的赵洼教书时，广泛与周围农民交朋友，象青年农民张月华，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农村青年中的革命骨干。古角山有个老塾师陈训吾，为人固执，治学很严。在他的经馆里，从不允许别人到学里与学生接触，但他很器重邓雅声的才华和好学、谦逊的品质，所以对邓雅声破例相待，只要邓雅声同他说：“陈先生，我想找某某同学，到外面玩玩。”即使陈先生在讲课，也满口答应学生跟他出去，这些为邓雅声后来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邓雅声还用诗歌作武器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如一九二二年在赵洼写的《答洪海波》，一九二三年的《秋日书怀》，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寄《中国青年》记者的四首七绝，起到了号角和匕首的作用。在黄梅至今还有人能背诵出来，“众生根器不相差，石破天惊应醒耶，热血一腔尽情洒，十年定放自由花。酒后心花更怒开，一时歌哭笑俱来。几根侠骨如钢铁，人厄天穷百不回。有母衰年尚苦饥，无家真与愿相违。不堪嚼蜡成滋味，匣里双龙啸欲飞。偃蹇床中亦死耳，不如马革死犹雄，等闲吾戴吾头去，留些微痕血海中。”它激励人们投笔从戎，献身革命。当时不少青年广为传抄、诵读，从中获得教益，有的后来成了革命者。

　　邓雅声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三)

　　邓雅声在县委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在开展工农群众、青少年、商人等革命运动上作了大量工作。县委为了使全县革命活动“从一乡一邑活动起来，再谋各方面的大联合”，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出版了《少年黄梅》等刊物，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经验。

　　邓雅声按照县委的指示组织少年黄梅学会，积极在张林、东山等镇发展少年学会，作为党团结青少年的群众组织。张林少年学会，是一九二四年二月由邓雅声主持在福主庙成立的，邓雅声、陈应芬等四人当选为干事。在第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发展会员，筹集购书款等问题。东山少年学会，也是邓雅声在三渠铺帮助建立的。邓还到渡河桥建立了一个少年学会。他们利用这个组织，普及平民教育，使之“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据当年参加邓雅声在邓老屋创办的平民夜校学习的邓水清回忆：邓雅声在平民夜校中，经常宣讲进步报刊上的文章，帮助农民懂得自己为什么劳而不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他还亲笔为这所平民夜校写了对联；“农民辛辛苦苦去种田，地主摇摇摆摆来收租。”

　　邓雅声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的痛苦最了解，对剥削阶级的罪恶最仇恨。他认识到，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必须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据一九二六年四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国农民》披露，黄梅“一九二五年早荒中，农民运动有急转之势，已成立三个农民进德会。一在卓壁，一在张林，一在多云。共有会员六百余人。”其中卓壁、张林农民进德会，就是由邓雅声亲自建立的。一九二六年初，邓雅声根据县委的部署，又将卓壁、张林农民进德会改为农民协会。“结合一些有觉悟的青年农民，由教育入手，引导他们到经济斗争和地方政治斗争的路上去。”这为后来北伐军进入黄梅以及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在县委领导下，邓雅声还积极参与了在青年中建立“青年励志会”，在店员和小商户中建立“工商友协会”等民众组织的活动。一九二五年一月，邓雅声参加了少年黄梅学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会议要求：“对本县在政治界应攻击新旧健讼团，靶子党，自治协进会的头目和济烟土公司、贪官污吏、劣绅地痞，土豪光棍等”。决议指出，“反抗劣绅运动办法，宣布劣迹，编印劣绅罪恶史……引起其对于压迫阶级的反抗。”决议要求“援助农民反抗佃东的压迫案”，……“考察各地教育的真实情况，将其腐败情形及黑幕公布于社会。”邓雅声根据这个决议，以农民进德会为阵地，开展了抗租抗课，废除地主阶级的水域制度的斗争。在山区，邓雅声领导了调剂粮食余缺，进行抗灾斗争。在独山、古角地区邓雅声积极参与了反对奸商剥削烟农的斗争。

　　邓雅声频繁的革命活动，锋芒所向，使土豪劣绅十分畏惧。他们勾结军阀叶开鑫部派出士兵四处捉他，收买流氓地痞，寻机暗杀他。刚组织起来的农民进德会，也遭受了敌人的摧残：“地主和劣绅等，勾结知事肖贽昌，诬为‘过激’，‘赤化’，派差下乡拘捕负责人，致被解散。”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夏，邓雅声渡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在黄梅、宿松交界的山洞里，他饮过数九寒天的冰雪，在何大屋、破皮山的荆棘丛中，他吃过野菜、野果。艰苦的斗争环境，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有位好心朋友劝他：“天涯荆棘难舒足，海内风尘漫出头。”他却豪迈地回答：“男儿自立男儿志，炼好头颅试利刀！”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不为艰难险阻所屈服的坚强意志。

　　(四)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我党推动下，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共黄梅县委借北伐之东风，将北洋军阀和土豪劣绅摧毁的农民进德会发展为农民协会。不久，县农民协会在县城武当宫正式成立。邓雅声任秘书，积极起草各种文稿，支持北伐，宣传革命。北伐军进入黄梅之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邓雅声据上级指示，在古角、土桥、停前等地，选派二十多个知识青年，到武昌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叶挺独立师，积极为革命输送干部。从一九二六年七月起到一九二七年六月止，全县农民运动“更得突飞之进展，现在会员人数，已达十万，其中女会员四千余人，尤开湖北农运之先河。”此时全县有六个区农民协会，二百七十六个乡农民协会。北伐军来黄梅不久，在共产党帮助下，黄梅县召开了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二百多人。邓雅声在会上作了“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的报告，宣讲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会议通过了《黄梅县的政治纲领》，其中有打倒土劣，抵制日货，取缔苛捐杂税，禁止鸦片、赌博，减租减息，普及农民教育等条款。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县农协在独山召集了乡民会，到会群众四千余人，邓雅声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中心是取消烟行奸商盘剥农民的陈规旧例。会议决定援助梅家州的抗租运动，取消烟行积弊，如“高抬洋码”“滥出期条”、“翻庄”“吃秤”“扒零”等，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黄梅县农民协会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劳及各种宗法思想和铷度。全县打击土豪劣绅的运动，是从斗争石南屏开始的。邓雅声积极组织和参与了这一斗争。起初，石家只有几百担课，自他任黄梅县商会会长之后，他家布店、粮行越开越大，并广置田产。几年功夫，租课就增加到五千担左右，成为黄梅县城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石南屏在政治上勾结军阀，狼狈为奸，指使流氓地痞，作恶于城乡。县委决定，首先发动农民打倒石南屏。一九二六年七月间，邓雅声根据县委指示，在张林、卓壁、古角、垅坪等地发动农民、手工业者揭露石南屏的罪恶。他自己奋笔疾书了《劣绅石南屏罪状》，历诉其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罪行，最后严正指出：“此凶不灭，民心何甘?此贼不除，地方何治?！”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和舆论准备，群众怒火满腔，积愤难平。县委见倒石条件成熟，于八月问，全县联合倒石。这一天，邓雅声半夜从家里起来，带领二、三区农民二千余人，以大刀、土铳，梭标、扁担、铁锹等作武器，按预定的时间赶到了会场。当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宣布石南屏十大罪状之后，群众兵分两路：一部分去捣毁石宅，将石家囤积的粮食、布匹当场低价出卖，一部分将石南屏戴上高帽子，押解游街。“一路上‘打倒劣绅’、‘县民自治’的呼声，前呼后应，不绝于耳。”这一天“群众聚集达七千余人，万众一声，痛诋石贼残忍和凶暴，卒置石贼县人皆日可杀的地步。“倒石规模之大，是黄梅空前未有的。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军阀，土劣的威风，揭开了黄梅县打击土豪劣绅的序幕，促进了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全县联合倒石之后，邓雅声又在二、三区同区委负责同志陈应芬，商味书等一道，发动农民全面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运动，斗争和处决了陈烈山、周介甫、潘树芬，张济川、洪古风，程慧安、李之万、刘友兰等土豪劣绅十六人。陈烈山又名陈才，浑名“皮寒鬼”，是黄梅东乡最大的恶霸，他霸人田产，夺人地基，占人屋宇，抢人妻女，横行乡里，民愤极深。邓雅声和陈应芬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在马家岭山岗上组织、主持了斗争陈烈山的大会，到会群众将近万人。邓雅声首先在会上列举了陈烈山的罪恶，接着受害群众纷纷起来控诉。会后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并把陈烈山捆绑押解县城，要伪县长李敬芳予以枪毙。李借故躲避。邓雅声，陈应芬等冲进古楼城门，质问李敬芳。李敬芳两面三刀的态度，激起农民的愤恨，当场用锄头把罪恶深重的陈烈山打死。从此二、三区土劣再也不敢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有的销声匿迹，跑到九江和县城躲避去了。

　　(五)

　　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同志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邓雅声作为黄梅县农民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大会。三月五日，邓雅声代表黄梅县农协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对三年多来的黄梅农民运动进行了总结。代表会期间，邓雅声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为大会会刊撰写文章，有时通宵不眠。从三月十二日到三月二十日，分别在九、十、十七期会刊上，发表了《农村政策与国民革命》、《是谁过失》、《乡村中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斗争》等篇，为开好会议作出了贡献。

　　三月二十四日，湖北省农协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邓雅声被选为省农协秘书长。从此，他在中共湖北省委，省农协的领导下，积极从事省农协的各项工作。邓雅声在武昌工作期间，目睹湖北省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和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的大好形势，激情如火。他积极参与处理农协的日常事务工作，并协助省农协宣传部的同志编辑、出版机关刊物《湖北农民》。五月三十一日，邓雅声出席了全国农协和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酒楼为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举行的宴会。宴会上，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演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的主要力量，尤需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六月十四日。省农协决议成立起草委员会，为省农协扩大会议作准备工作，推定邓雅声为起草委员。邓雅声参加了省农协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的七个决议案，即政治、土地、武装、农村青年工作、组织、宣传、农村妇女等问题和《湖北省农协代表大会宣传提纲》的起草工作。省农协为了加强对派往各县、区农运特派员的领导和审核工作，邓雅声又担任了检查特派员委员会的委员。据当时担任省农协教育部长的郭述申同志回忆。“当时湖北省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发展迅猛，会员达二百八十四万人。从长江南北到汉水两岸，从平原到山区，广大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斗豪绅，反封建，势如急风暴雨，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群众扬眉吐气。邓雅声在主持省农协日常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优良品质和才能。

　　(六)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江城武汉出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窒息形势。七月八日在省农协召集的武、阳、夏三县执行委员会议上，邓雅声代表省农协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四·一二”以后“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各地“土豪劣绅到处屠杀军民，捣毁党部，或潜伏武汉，造谣挑拨，处处足以危害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要扎倒蒋介石。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步蒋介石的后尘，叛变了革命。江城处在“戴头常自落，市有虎如麻”的白色恐怖之中，省委和省农协转入秘密活动。这时邓雅声负责湖北省委农民部的工作。七到八月间，邓雅声在武汉的主要任务是：以武昌张王庙街青龙巷和胭脂山两处作主要联络点，接待各县回省的农运特派员，重新安排他们到全省各地工作，为党在全省各处发动秋收起义，输送干部。十月初，省委派他到应山担任京汉路特委委员。他秘密主编《环川报》，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号召京汉铁路工人和沿线农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特委认为：要搞好京汉路南段工人运动，必须首先发动沿线农民，进行武装起义。为此特委书记郭树勋，亲自带着邓雅声来到京汉线上的广水车站(属应山县管辖)发展党的组织。他们与地下党员曹冰清、王知庭二同志取得联系，以他俩的药店、糕饼坊为联络点，在应山、大悟、孝感交界地的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不久，郭树勋调动工作，组织上决定邓雅声接任特委书记。“十一月，黄麻起义胜利，黄安建立了湖北省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这期间，特委领导的农民武装，广泛出击，在魏家店截断京汉铁路，攻打武胜关附近的东篁店车站，同时，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有力地支援了黄麻起义。”邓雅声还同特委的同志在魏家店发动群众，处决了当地一个充当蒋，汪走卒，压迫人民的地头蛇周四老爷。一九二七年腊月十三日，邓雅声直接领导了由汪仙舟等具体指挥的东篁店农民起义军，打到了太平镇马家畈的土豪马福田，烧了他的房子。不久，邓雅声又组织应、孝、安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手持刀矛、猎枪，连夜奔袭左家河和应家店，斗争和处决了大劣绅刘杨阶，烧了恶霸左小亭、左钟香、左明庭的房子。特委和邓雅声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初步发动了应山的农民群众，为年关暴动从组织到武装，都作好了准备。奔袭左家河之后，特委书记邓雅声即住在应山城关曹冰清和王知庭家里。当时应山城关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曾传清的公开身份是城西印台山苗圃主任，因而邓雅声以印台山为阵地，秘密策划年关暴动。他和曾传清、曹冰清、王知庭等分头到东乡太平镇，广水腊园河以及河南罗山、大悟宣化店等处，组织农军，农协会员、赤卫队员共三千余人，于腊月二十一日(也有人说是腊月二十四日)凌晨，分别汇集到应山城四周，待命行动。后因我方化装进城卖柴的联络员被敌发觉，在敌哨兵追赶下，我联络员牺牲于东门口。此后联络中断。敌人听见城内枪声，倾巢而出，紧闭城门。我暴动部队只好提前行动，同敌人浴血奋战，用煤油火烧东门。突破东门之后，活捉了大劣绅朱文聪。为防止不必要的牺牲，邓雅声等下令枪毙了朱文聪，撤出城关。这次暴动，虽未取得彻底胜利，但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猖狂气焰。

　　(七)

　　应山暴动后，邓雅声即回到孝感，在郭树勋家里过春节。正在这期间，邓雅声接到去汉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通知。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邓雅声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心起程，毅然赴汉。郭树勋为他举杯送别，分手时，他俩紧握双手，互道郑重。邓雅声虽然知道路途的艰险，但他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坚信革命事业是正义而光明的，是必然要胜利的！因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省委的秘密会议，在汉口铁路饭店三楼召开。由于党的联络点“裕泰栈”被破坏，这个秘密会议被敌人探知，邓雅声不幸被捕，化名为龚伯声，被关在国民党武汉替备司令部的监狱。伪湖北省的军政头目胡宗铎，假装关心黄梅同乡、怜惜邓雅声才华出众，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千方百计对邓进行劝降。邓雅声严词拒绝，坚持共产党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革命情操，揭露了反动军阀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邓雅声在狱中，虽然一次又一次遭敌审讯，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从入狱起到生命最后一息，一直坚持斗争。他用“平生从不受人怜，岂肯低头狱吏前”的英雄气概，回击了敌人的严刑审讯！他在狱中常朗读历史上以身殉国的忠臣豪杰的遗诗，从中吸取力量，用生命的最后一瞬和目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殉难前，在一个春雨潇潇的寒夜，他用一腔热血，向他的恩师熊竹生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呜呼，伯道无儿，欲叩阍而梦梦；杨恽何罪，哀覆盆之炎炎。汉朝党锢，明末东林，亘古如斯，而今为烈矣！……‘等闲吾戴吾头去，留些微痕血海中！’‘尚有雄心思马革，不因孤忿泣牛衣！’”这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邓雅声决心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立场，表现了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下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邓雅声对敌人“慷慨激昂、全无惧色”，可是对亲人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在遗书中说：“所念不敢忘者，只高堂老母耳，兼之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茕茕诸息，皆为雅声是依。今彼所依者既失，世态悠悠，将安归乎?言念及此，雅声心虽木石，亦垂泪如丝矣！”这是儿子对母亲的孝敬，丈夫对妻子的怀念，哥哥对妹妹的关怀，父亲对女儿的爱抚。中国人民在家庭、婚姻上，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的高尚道德情操，在邓雅声的言行中，也得到了体现。凡读此信之人，无不声泪俱下。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这一天云愁雾惨，天昏地暗。胡宗铎见对邓雅声劝降不成，下令在汉口余记里空坪，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邓雅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噩耗传来，党和人民无限悲痛。毛泽东同志曾对邓雅声的牺牲寄予无限的哀思。一九四四年，我三五九旅离开延安南下前，毛泽东同志对聂浦均同志说：你们到湖北，看到黄梅的同志，代我捎个信，问候邓雅声、宛希俨两同志的家属。李先念曾指示我们：“学习邓雅声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献身精神，前赴后继，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不息！”

　　来源：《湖北英烈传（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