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爱国主义——忠心报国 同仇敌忾

　1925年5月，上海的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6月11日，英国招商、怡和、太古公司的数千中国码头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暴行举行罢工，英国领事下令英国巡捕、海军陆战队、义勇队武装镇压，在汉口江汉关枪杀中国工人及群众数十人，伤30余人，并抛尸长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汉口“六一一”惨案。五卅惨案、汉口惨案和随后发生的广州沙基惨案，将全国反帝运动推向高潮。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领导武汉各界民众团体，组织湖北各法团联合外交后援会、武汉沪汉案救济会、湖北工学联合会，开展对英对日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的斗争。学生四处宣传惨案真相，工人罢工，武汉三镇燃起反帝怒火。6月30日，武汉各界5万余人在阅马场举行追悼大会，董必武、吴德峰大声呼吁“各界勇猛奋斗，一致对英，为外交有力之后盾”。9月7日，武汉各界群众50余万人举行水陆大游行。长江两岸人流浩荡，旌旗蔽空，江面千帆竞发，笛声高昂，“打倒帝国主义”“誓死收回英租界”的口号此起彼伏，反帝的浪潮就像长江的波涛汹涌澎湃。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领导的这场持续数月的反帝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真正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武汉人民胜利收回汉口英租界，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1927年1月3日，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学员在江汉关庆祝北伐革命的胜利，英国水兵登岸挑衅，枪杀听演讲的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刺伤其他群众数百人，制造了“汉口一三血案”。中国共产党湖北地方组织立即组织与领导人民进行反英斗争。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一面号召武汉人民“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一面领导武汉30万民众举行反英游行示威。愤怒的群众驱逐英巡捕，占领了英租界。武汉人民同仇敌忾、排山倒海的抗英风暴，得到全国人民与世界舆论的支持。2月19日，英国政府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汉口英租界协定》，汉口英租界回到祖国的怀抱。与此同时，九江人民也收回九江英租界。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的胜利收回，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第一次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空前的爱国壮举。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航船才胜利地到达彼岸。
　　二、巨大的凝聚力
　　1937年7月7日，北平郊外卢沟桥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推向了危亡深渊。国难当头，民族将亡，亿万炎黄子孙痛心疾首。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号召。一面爱国主义大旗，把整个中华民族凝聚成一只铁拳。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的共产党人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身的抗日救国壮举，广泛凝聚全省的各种抗日力量，在广袤的荆楚大地谱写出爱国主义的崭新篇章。
　　（一）湖北全民抗战的组织者。有入说旧中国是一盘散沙。然而，散沙加上水泥就成为坚不可摧的混凝土。湖北的共产党人夜以继日，为凝聚全省的一切抗日力量，废寝忘食，耗尽了心力。
　　1937年9月，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从延安回到家乡湖北，着手建立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以后，石瑛、严重、张难先、孔庚、周苍柏、李书城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要人川流不息来到他的居所共商湖北抗日大计。一次，董必武工作至深夜，困倦得倒在床上，鞋也没脱就睡着了。就连一位一贯反对董必武献身共产主义的同乡友人也承认：“（他）地位较高，但每月俸禄不过三四十元的光景……虽然是五十多岁的人，每天奔走忙，写作忙，没有一刻的休息的时候。……他的做事精神的确够人佩服。”董必武的辛勤工作使湖北的统一战线局面顺利形成。1937年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中共湖北省委与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合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汤池训练班），与国民党元老孔庚一起组建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合作抗日使湖北全省内战的枪声停息，在鄂东南、鄂东北，一支支红军游击队从山上走向敌后抗日战场，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和第四支队。1938年5月初，四支队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60余人，打响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1937年底，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董老在长江局内负责群众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全国国民歌咏协会、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青年救国团等数以百计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应运而生，全省上下有组织的群众达10万之众，成为湖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固基础。
　　郭沫若是一位与鲁迅齐名的中国现代文豪。人们大多知道他写过不少蜚声文坛的剧本，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抗战初期曾在武汉导演了一出震动海内外的献金壮剧。郭沫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一位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在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领导下，开展文化宣传统战工作。郭沫若一上任就在武汉搞了个第二期抗战宣传周活动。文字宣传日、讲演宣传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游行日，20万人火炬大游行，万舟竞放长江，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使武汉三镇沸腾起抗日的热潮。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100万中国军队和40万日军精兵展开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厮杀。江城成为国人瞩目、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毛泽东明确指示湖北地区的党组织“保卫武汉重在发动群众”。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定了以献金为主要内容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活动方案。7月7日，分别设在汉口六渡桥、江汉关、世界影院、中山大道水塔、武昌司门口，汉阳东码头的6座献金台人潮如海，工人、农民、商民、店员、小贩、教师、艺员以及盲人、乞丐都争先恐后前来献金。有一个穷孩子当街为人擦皮鞋，将挣来的几元钱投入柜内，连名字也未留下就消失在人群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成的中共献金团，乘坐一辆卡车来到江汉关献金后。周恩来将他任政治部副部长的一月薪金240元投入献金柜，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位中共参政员的7月份薪金共2450元也由代表投入献金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捐党费1000元，全体八路军战士7月7日节食一天捐伙食费1000元。当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为献金，一连几天都是喝清可见底的稀粥。”仅5天时间，全市有50万人献金93万元。武汉献金在海内外广为传颂，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都纷纷为抗战大业慷慨解囊，海外华侨也踊跃为国内抗日捐款捐物，“其情形的热烈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成为一次广泛的抗日救国大宣传、大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抢修战备设施，赴战地慰问、救护伤员，使武汉会战中的抗日将士深受鼓舞。他们奋勇杀敌，歼敌近20万人，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的“速胜”战略。
　　抗战初期的武汉，被历史学家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这个“蜜月”是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许许多多共产党员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来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庐山、南京会谈后，国共合作的原则已定，如何合作的问题并未解决。周恩来担负着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任来到武汉。1937年12月21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开门见山提出两党关系和如何合作的问题。蒋介石却支吾回避，说什么“对各党的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存在，唯愿溶为一体”。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合作，将共产党及其武装溶解到他的阵营中，从而在事实上消灭共产党。周恩来针锋相对，连夜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递交蒋介石。通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与各党派合作，遇事协商。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还利用他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把一大批爱国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许多的爱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有的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从1938年春到10月武汉失守，湖北省委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人员达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后来担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的魏一斋、音乐家光未然等知名人士。这些爱国者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就将热血洒在华北、洒在华东、洒在东北。正是有了像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这样一批共产党人的殚精竭虑，才使全民族抗日成为现实，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