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红色的黄安

　　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黄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农民革命斗争猛烈，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又迅速锻炼和改造了这批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就逐渐有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活动。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一部份从武汉读书回乡的党员，他们多是董必武、陈潭秋、肖楚女等同志介绍入党的。特别在1925年暑期回乡以后，更积极地联合当地的许多革命知识份子，到处散发传单，进行集会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同时，黄安出版的《黄安青年》，在党的影响下，也开始转载革命消息，抨击反动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之后，《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也越来越多的邮寄到黄安，革命的影响，便日益广泛地深人人心。
　　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武汉，摧垮了反革命的上层统治，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黄安党团特别支部，随即进入县城，首先，党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至诚学款”大量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党通过教育系统，往各区各乡派遣干部，以学校为立足点，扩大革命影响，组织发动群众。与此同时，党又团结着一部分进步势力，通过清算委员会的组织，清查黄安的义仓及平粜委员会，向管理义仓及平粜的大豪绅、县参议会的议长李介仁等，展开了斗争。
　　1927年初，各乡农民协会蓬勃地发展起来，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便很快和地主撕破脸皮，展开了斗争。逼迫地主退租减息、发悔过宣言。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地农民协会展开了大肆活动，七里区刘家园等地，把罪大恶极的地主逮捕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到了3月，全县已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达到了斗争高潮。
　　在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全县的豪绅地主异常恐慌，有的开始逃跑。各乡群众要求我们想办法，党团特别支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措施。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大豪绅跑掉了，要立刻动员各乡的农民，迅速行动起来，把一些有权威的豪劣抓住，并动员农民自己动手打死一批（这种做法曾得到省委的口头同意）。会后，特支的委员及党的干部，即分头出发，四乡布置工作，调查地主豪绅的罪证。于是便掀起捕杀豪绅地主的热潮。各乡除了农民亲手打死的吴惠存等一批豪绅地主外，同时还通过政府，先后把罪大恶极的李介仁、阮纯青、张英廷、李士显等19名豪绅地主捉住，押往县城法办。
　　吴惠存，是箭厂河区的大豪绅，善打官司，会造假印，对付农民手段十分毒辣。在押赴县城的途中，因闻听吴惠存的亲信正策动人马要拦路把人抢回去，押解的农民便在王锡九村庄附近，把他打死了。
　　打死吴惠存，震动了全县的大小地主。由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快，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使他们完全孤立，地主豪绅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远处的反动派又救不了近火，于是跑到河南的反动地主豪绅，便和光山等地的反动地主勾结起来，利用反动的红枪会，向黄安、麻城两县的革命人民进攻，因此，便发生了几万人的军事斗争。黄、麻两县的农民全力动员，手持原始武器，和反动的红枪会厮杀。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等同志，在箭厂河地区办了三堂“红学”（即革命的红枪会），团结组织了广大农民，以红枪对红枪，投入了战斗。
　　这个战争规模浩大，没有时间地点，反动红枪会说声进攻，便象洪水似的，涌了过来。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便迅速败退，若能得逞，即大肆烧杀。仅七（里）、紫（云）两区，就有几千家房屋被烧，几百条耕牛被抢走。在没有钢枪的地方，农民天天防敌，日日跑反，几万老小男女，时常是靠山露宿，不敢回村。
　　这种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更加激起了广大农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同时，在半年多的反红枪会战争中，锻炼了原始的农民武装，涌现了许多有组织才能的干部，也为后来创立的工农革命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月底，反动的红枪会围攻到麻城城下，烧杀掠夺，十分疯狂。麻城县委即派王树声同志去武汉，通过董必武同志的关系，向省里请求援兵。在省政府派兵的同时，省里还组织了麻城惨案调查团，到了麻城。黄安县委（此时特别支部改称县委）得此信后，即派我去麻城，向代表团请示工作。这时便听说，我党中央，根据湖南和全国反豪劣斗争的情况，正考虑惩办豪劣的问题。
　　果然不几天，省里的公文到了，指示县里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对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委员会有权在当地处决。县委接到公文，便连夜开会，推选委员。
　　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共七个委员，四个共产党员，两个国民党员（一个是县长），一个进步人士。在委员会领导下，有三股武装，一是县农民自卫军，有30多条钢枪，一是工人纠察队，没有钢枪，全部原始武器，这是两支可靠的力量。另外，还有一支县警察部队，20多条枪，这是旧武装，很不可靠。因此，我们在审案中，很耽心被劫了法场。开审后，先审了几个次要的小豪绅，把他们放掉，缓和了一下空气；到下午，才又宣判了李介仁、阮纯青、张英廷、李士显四个地主豪绅的死刑。同时还判处了一个惯匪石黑子。
　　黄昏时把这五个人枪毙后，大家回到县农协，正谈论着不怕有人劫法场了，程翰香同志跑来说：“少了两个尸体！”
　　大家急忙跑到刑场去看，发现阮纯青和石黑子的尸体没有了。又见地上有爬的血迹，才断定没有打死，趁黑爬走了。我们立刻派人追查，闹了半夜，只追上石黑子，阮纯青不见踪迹。回来后，一面派人去改布告，一面谈论办案的经验教训，县政府的一个公差一旁说：“枪毙人不能离得太远，打倒之后，要翻个个，验明人确实死了，才能收场。”我们哪里懂得这些！
　　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农民革命的勇气，更加坚定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打死吴惠存，杀了李介仁等豪绅，有的农民说：“现在揭了盖子，革命要革到底。”有的农民见到曹学楷同志，伸伸拇指，称赞说：“现在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同时，惩办豪劣的斗争，考验了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些人，在这个斗争中，坚决地叛变了原来的阶级，和农民站在一条线上；也有些人，如王则西等两个党员，就公开拒绝担负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工作。另外，惩办豪绅的斗争，锻炼出了大批多智多谋的优秀干部。
　　由于反豪劣和打红枪会的斗争，加之群众要求武装，县委的同志深深体会到，党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特别是以工农为骨干的钢枪队。早在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之前，县委就利用向地主的罚款，各处零星收买枪支，请铁匠制造来复枪；另外还从教育局接收的“至诚学款”中抽出一部分，找人去武汉买枪。枪买到了几十支，但是没能全部到手。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决定，一面继续在本县搞枪，一面设法去武汉运枪。
　　1927年4月初，省里颁布了农民自卫军条例，允许农民武装的合法存在，这就为我们去武汉运枪，开辟了方便之门。不久，武汉的枪运到，加上原有的，我们共有了70多条枪，这在当时来讲，确是一桩大喜事。县里举行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庆祝大会，宣布成立了自卫军管理委员会。
　　这时四乡的农民，也相继武装起来，虽然是一些刀、矛、鸟枪等原始武器，但也有班排的编制，只要一声号令，便可以集结几万人。有一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形：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正当全县农民，欢欣鼓舞，庆祝审判土豪劣绅胜利的时候，汪精卫叛变，武汉反革命政府宣布解散农会，勒令共产党停止在农村中的一切活动；同时，还发出通缉令，黄安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共92名，第一名是董必武同志。在反革命的恫吓下，县委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借故打听消息，离开了工作岗位。剩下的一部分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选了新县委，坚守岗位继续领导各区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阴历八月初，武汉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张国恩，打给黄安一分电报，指名黄安八、九人去武汉，参加改组。此时，湖北省党的机关，已转入秘密活动，处在白色恐怖下，联络十分困难。黄安县委开会讨论，认为张国恩是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他的家乡又是黄安，估计不会马上起来反对我们。趁此机会，我们决定派人去武汉看看风向，更重要的，是去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络，接受指示。
　　我们到武汉之后，很快打听到了党的机关所在地——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晚上，我们秘密地找到那里，长江局（此时不称省委）的负责人罗亦农等同志接见了我们。这时才知道，党正设法和黄安联络。
　　罗亦农同志询问了黄安的情况，接着向我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详细地分析了国内的局势，他说：现在，资产阶级彻底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为了继续革命，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罗亦农同志谈话中，拿出两份党中央的通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共17条，写在一个练习本上），给我们看。要我们立刻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
　　这几天，武汉充满着恐怖的景象，反革命的气焰十分高涨。反革命政府大骂黄安是“赤色县”，骂黄梅是“小莫斯科”。虽然正值中秋节，街面上挂满了月饼招牌，我们已没有心思过节了。大家商讨之后，留下少数的人在武汉应付改组，党的主要干部，便连夜赶回了黄安。
　　这时，坚持在黄安的，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同志，大家听说长江局有了指示，都很兴奋。立即开会讨论了党的指示；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转达长江局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一是具体的暴动计划。虽有个别人说，我们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也经不住敌人两个团，但是，县委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满怀热情，充满着信心。有的同志说：俄国的武装革命，从1905年到1917年经过了12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10年、20年。有的同志，还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先例作比较，认为我们只要不懈的长期奋斗，革命一定会胜利。甚至有的同志这样说，梁山泊的英雄豪杰占山为王，都能存在许多年，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援，打起了红旗，是一定能够存在下去，最后取得胜利。
　　可以看出，在当时，虽然没彻底解决红旗打多久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有着长期奋斗的精神准备；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
　　暴动开始以后，分散到各区的同志，利用原先打反动红枪会的组织——防务委员会，以庙宇、祠堂为集结点，展开了紧张的活动。这时候，逃出去的地主豪绅，在“7·15”之后，仗着反革命势力，又回到家乡。因此，各区立刻又卷入了捕杀豪绅地主的斗争，每到夜晚，农民自卫队手持大刀、木棍，打着鸟枪土炮，到处围剿地主豪劣。一度沉寂的黄安，又燃起了革命烽火。
　　但是，这时由于缺乏政权思想，农民武装起来之后，不仅没想到组织政权，也没拿出一个部队的番号，仅停留在打土豪劣绅的意义上。领导上的工作重点，只在基础好的七、紫两区（这是对的），没有派人支援其他地区，因此，有些区几乎任其自流，没有普遍发动群众。10月底，敌30军一个师开抵黄安，领导上又没作相应的斗争计划，至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当时，我们又和长江局党的机关失掉了联络，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拿不出主张。商讨之后，县委决定我和戴季英去武汉，向长江局请示工作。县自卫队的汪奠川同志，替我们筹办了11块钱的路费，我们化装到了武汉。还没和党机关联络上。我就病倒在一个朋友家里，一连数日，不能起床。
　　几天后，和长江局联系上，因听说马上派人去黄安，我便雇了轿子，先行赶回黄安。到家之后病更加重了，躺下40多天不能起床。
　　据后来知道，我回黄安的第三天，长江局便派吴光浩、汗静斋等人赶到了黄安和麻城。他们会同潘忠汝、曹学楷等同志，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举行了会议，批判了黄安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又以七、紫两区为中心，继续领导了武装暴动，在麻城党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下，于阴历10月21日，攻进了黄安县城，摧毁了反动的旧政府。
　　占领黄安县城的第二天，便宣布成立了农民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组织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二路，潘忠汝、吴光浩为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农民政府，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到处放鞭炮，村村杀猪宰羊，庆祝新政府的诞生。
　　但是，这时由于对反革命缺乏警惕，没有明确的以乡村为根据地的思想，占领县城以后，就在城里住了下来。21天后，反革命部队12军远途奔袭了黄安，政府与军队仓促撤退，受到了重大损失。潘忠汝同志，在指挥突围中，壮烈牺牲。
　　从黄安突围的一部分部队，会同麻城的革命武装，在吴光浩同志统一领导下，上了木兰山。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木兰山，位于黄陂城北，山上有宽宏的庙宇，山下人烟稠密，物产丰富。部队以高山为立足点，进行革命宣传，出动袭击民团，没收当铺发还和分配给群众做了许多扩大政治影响的工作。但是，木兰山虽然联系着向来斗争好的高桥区，然而本地没有工作基础，加之部队太小，距离武汉又较近，困难仍是不少。因此，苦斗了三个月以后，便决定部队分为数支，采用昼伏夜动的方式，展开大面积的活动。当戴克敏同志带领一支部队回到七、紫两区后，那里的群众，不顾反动派的清剿和屠杀，积极支援他们的活动，因而，斗争很有成绩。当发现这个情况后，木兰山的部队，便全部转回黄、麻北部老区去活动。
　　回到老区的初期，部队采取一日数迁的方式活动。这种方式好处很多，但不免过分疲劳。为了使部队有喘息之机，就时常转移到天台山等处地形条件好的地方去。部队来去经常路过柴山堡（区），便发现了这块地区的优越条件：它属河南省管辖，地形很好，当时湖北的反动军队不便进驻，只能朝发夜归；同时该地又紧接着工作好的七、紫、乘、顺四区，群众受黄、麻的革命影响很大，一些较大的豪绅地主多数逃跑在外，这一切，很便于工农革命军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柴山堡时期”（这是后来说惯的一句话）。
　　党在柴山堡的政策，可以说好得很。特别是统战工作、“红学”革命化的工作，成绩大极了。
　　部队依托柴山堡相当稳定下来之后，七、紫、乘、顺等区“跑反”在外的5000左右的干部与积极分子，陆续回到了老区，很快组成小股游击队，逐渐向外发展，并建立了各县、区委的领导。
　　“柴山堡时期”一年有余，上级党从外面派来不少的干部，第一个到来的是倪志亮同志。曹壮父同志（中央巡视员）曾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的六次大会决议。后来吴光浩同志不幸牺牲了。中央便派徐向前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国民党18军一连人哗变，也是这个时期，它对我军游击队武器弹药的补充，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我在这里应特别表明，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四位同志的功绩。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的贡献颇大。
　　过了“柴山堡时期”，就是大发展了。随着商城暴动，皖西、豫南等地的群众工作开展，红军的部队日益扩大：建立红一军，扩编为红四军，再扩编为红四方面军。
　　今天来看，在黄安县城失守后，敌军进驻我中心区的时候，我们因队伍很小，很难到新地区、生地区去游击，大大地得力于柴山堡这个地方：另外，我们还深深感到黄、麻两县由于在大革命时期很好地发动了群众，大力地惩办了地主豪绅，激发起了广大农民的阶级仇恨，因而，为后来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由于广大农民对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仇恨深，才成为我们发展武装的重要源泉。
　　【郑位三（1902—1975），湖北红安县人。中共黄安县委早期领导人，参加了长征。曾任中原军区政委，是中共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1975年在北京病逝，本文为郑位三原作。】
　　（选自《党史天地》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