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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位三:红色的黄安

2017/10/30

  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黄安,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农民革命斗争猛烈,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在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又迅速锻炼和改造了这批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黄安就逐渐有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活动。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一部份从武汉读书回乡的党员,他们多是董必武、陈潭秋、肖楚女等同志介绍入党的。特别在1925年暑期回乡以后,更积极地联合当地的许多革命知识份子,到处散发传单,进行集会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同时,黄安出版的《黄安青年》,在党的影响下,也开始转载革命消息,抨击反动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之后,《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也越来越多的邮寄到黄安,革命的影响,便日益广泛地深人人心。
  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武汉,摧垮了反革命的上层统治,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黄安党团特别支部,随即进入县城,首先,党争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地位,动用“至诚学款”大量开办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党通过教育系统,往各区各乡派遣干部,以学校为立足点,扩大革命影响,组织发动群众。与此同时,党又团结着一部分进步势力,通过清算委员会的组织,清查黄安的义仓及平粜委员会,向管理义仓及平粜的大豪绅、县参议会的议长李介仁等,展开了斗争。
  1927年初,各乡农民协会蓬勃地发展起来,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便很快和地主撕破脸皮,展开了斗争。逼迫地主退租减息、发悔过宣言。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地农民协会展开了大肆活动,七里区刘家园等地,把罪大恶极的地主逮捕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到了3月,全县已有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达到了斗争高潮。
  在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全县的豪绅地主异常恐慌,有的开始逃跑。各乡群众要求我们想办法,党团特别支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措施。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让大豪绅跑掉了,要立刻动员各乡的农民,迅速行动起来,把一些有权威的豪劣抓住,并动员农民自己动手打死一批(这种做法曾得到省委的口头同意)。会后,特支的委员及党的干部,即分头出发,四乡布置工作,调查地主豪绅的罪证。于是便掀起捕杀豪绅地主的热潮。各乡除了农民亲手打死的吴惠存等一批豪绅地主外,同时还通过政府,先后把罪大恶极的李介仁、阮纯青、张英廷、李士显等19名豪绅地主捉住,押往县城法办。
  吴惠存,是箭厂河区的大豪绅,善打官司,会造假印,对付农民手段十分毒辣。在押赴县城的途中,因闻听吴惠存的亲信正策动人马要拦路把人抢回去,押解的农民便在王锡九村庄附近,把他打死了。
  打死吴惠存,震动了全县的大小地主。由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快,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使他们完全孤立,地主豪绅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远处的反动派又救不了近火,于是跑到河南的反动地主豪绅,便和光山等地的反动地主勾结起来,利用反动的红枪会,向黄安、麻城两县的革命人民进攻,因此,便发生了几万人的军事斗争。黄、麻两县的农民全力动员,手持原始武器,和反动的红枪会厮杀。吴焕先、吴先筹、吴先保等同志,在箭厂河地区办了三堂“红学”(即革命的红枪会),团结组织了广大农民,以红枪对红枪,投入了战斗。
  这个战争规模浩大,没有时间地点,反动红枪会说声进攻,便象洪水似的,涌了过来。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便迅速败退,若能得逞,即大肆烧杀。仅七(里)、紫(云)两区,就有几千家房屋被烧,几百条耕牛被抢走。在没有钢枪的地方,农民天天防敌,日日跑反,几万老小男女,时常是靠山露宿,不敢回村。
  这种尖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更加激起了广大农民对反动阶级的仇恨。同时,在半年多的反红枪会战争中,锻炼了原始的农民武装,涌现了许多有组织才能的干部,也为后来创立的工农革命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月底,反动的红枪会围攻到麻城城下,烧杀掠夺,十分疯狂。麻城县委即派王树声同志去武汉,通过董必武同志的关系,向省里请求援兵。在省政府派兵的同时,省里还组织了麻城惨案调查团,到了麻城。黄安县委(此时特别支部改称县委)得此信后,即派我去麻城,向代表团请示工作。这时便听说,我党中央,根据湖南和全国反豪劣斗争的情况,正考虑惩办豪劣的问题。
  果然不几天,省里的公文到了,指示县里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对罪大恶极的豪绅地主,委员会有权在当地处决。县委接到公文,便连夜开会,推选委员。
  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共七个委员,四个共产党员,两个国民党员(一个是县长),一个进步人士。在委员会领导下,有三股武装,一是县农民自卫军,有30多条钢枪,一是工人纠察队,没有钢枪,全部原始武器,这是两支可靠的力量。另外,还有一支县警察部队,20多条枪,这是旧武装,很不可靠。因此,我们在审案中,很耽心被劫了法场。开审后,先审了几个次要的小豪绅,把他们放掉,缓和了一下空气;到下午,才又宣判了李介仁、阮纯青、张英廷、李士显四个地主豪绅的死刑。同时还判处了一个惯匪石黑子。
  黄昏时把这五个人枪毙后,大家回到县农协,正谈论着不怕有人劫法场了,程翰香同志跑来说:“少了两个尸体!”
  大家急忙跑到刑场去看,发现阮纯青和石黑子的尸体没有了。又见地上有爬的血迹,才断定没有打死,趁黑爬走了。我们立刻派人追查,闹了半夜,只追上石黑子,阮纯青不见踪迹。回来后,一面派人去改布告,一面谈论办案的经验教训,县政府的一个公差一旁说:“枪毙人不能离得太远,打倒之后,要翻个个,验明人确实死了,才能收场。”我们哪里懂得这些!
  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农民革命的勇气,更加坚定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打死吴惠存,杀了李介仁等豪绅,有的农民说:“现在揭了盖子,革命要革到底。”有的农民见到曹学楷同志,伸伸拇指,称赞说:“现在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同时,惩办豪劣的斗争,考验了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些人,在这个斗争中,坚决地叛变了原来的阶级,和农民站在一条线上;也有些人,如王则西等两个党员,就公开拒绝担负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的工作。另外,惩办豪绅的斗争,锻炼出了大批多智多谋的优秀干部。
  由于反豪劣和打红枪会的斗争,加之群众要求武装,县委的同志深深体会到,党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特别是以工农为骨干的钢枪队。早在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之前,县委就利用向地主的罚款,各处零星收买枪支,请铁匠制造来复枪;另外还从教育局接收的“至诚学款”中抽出一部分,找人去武汉买枪。枪买到了几十支,但是没能全部到手。根据这种情况,县委决定,一面继续在本县搞枪,一面设法去武汉运枪。
  1927年4月初,省里颁布了农民自卫军条例,允许农民武装的合法存在,这就为我们去武汉运枪,开辟了方便之门。不久,武汉的枪运到,加上原有的,我们共有了70多条枪,这在当时来讲,确是一桩大喜事。县里举行了农民自卫军成立庆祝大会,宣布成立了自卫军管理委员会。
  这时四乡的农民,也相继武装起来,虽然是一些刀、矛、鸟枪等原始武器,但也有班排的编制,只要一声号令,便可以集结几万人。有一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情形: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正当全县农民,欢欣鼓舞,庆祝审判土豪劣绅胜利的时候,汪精卫叛变,武汉反革命政府宣布解散农会,勒令共产党停止在农村中的一切活动;同时,还发出通缉令,黄安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共92名,第一名是董必武同志。在反革命的恫吓下,县委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借故打听消息,离开了工作岗位。剩下的一部分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选了新县委,坚守岗位继续领导各区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阴历八月初,武汉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张国恩,打给黄安一分电报,指名黄安八、九人去武汉,参加改组。此时,湖北省党的机关,已转入秘密活动,处在白色恐怖下,联络十分困难。黄安县委开会讨论,认为张国恩是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他的家乡又是黄安,估计不会马上起来反对我们。趁此机会,我们决定派人去武汉看看风向,更重要的,是去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络,接受指示。
  我们到武汉之后,很快打听到了党的机关所在地——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晚上,我们秘密地找到那里,长江局(此时不称省委)的负责人罗亦农等同志接见了我们。这时才知道,党正设法和黄安联络。
  罗亦农同志询问了黄安的情况,接着向我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详细地分析了国内的局势,他说:现在,资产阶级彻底叛变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为了继续革命,党决定发动两湖秋收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罗亦农同志谈话中,拿出两份党中央的通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共17条,写在一个练习本上),给我们看。要我们立刻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
  这几天,武汉充满着恐怖的景象,反革命的气焰十分高涨。反革命政府大骂黄安是“赤色县”,骂黄梅是“小莫斯科”。虽然正值中秋节,街面上挂满了月饼招牌,我们已没有心思过节了。大家商讨之后,留下少数的人在武汉应付改组,党的主要干部,便连夜赶回了黄安。
  这时,坚持在黄安的,有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同志,大家听说长江局有了指示,都很兴奋。立即开会讨论了党的指示;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转达长江局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一是具体的暴动计划。虽有个别人说,我们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也经不住敌人两个团,但是,县委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满怀热情,充满着信心。有的同志说:俄国的武装革命,从1905年到1917年经过了12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10年、20年。有的同志,还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先例作比较,认为我们只要不懈的长期奋斗,革命一定会胜利。甚至有的同志这样说,梁山泊的英雄豪杰占山为王,都能存在许多年,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真理,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援,打起了红旗,是一定能够存在下去,最后取得胜利。
  可以看出,在当时,虽然没彻底解决红旗打多久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有着长期奋斗的精神准备;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
  暴动开始以后,分散到各区的同志,利用原先打反动红枪会的组织——防务委员会,以庙宇、祠堂为集结点,展开了紧张的活动。这时候,逃出去的地主豪绅,在“7·15”之后,仗着反革命势力,又回到家乡。因此,各区立刻又卷入了捕杀豪绅地主的斗争,每到夜晚,农民自卫队手持大刀、木棍,打着鸟枪土炮,到处围剿地主豪劣。一度沉寂的黄安,又燃起了革命烽火。
  但是,这时由于缺乏政权思想,农民武装起来之后,不仅没想到组织政权,也没拿出一个部队的番号,仅停留在打土豪劣绅的意义上。领导上的工作重点,只在基础好的七、紫两区(这是对的),没有派人支援其他地区,因此,有些区几乎任其自流,没有普遍发动群众。10月底,敌30军一个师开抵黄安,领导上又没作相应的斗争计划,至使斗争暂时停顿下来。
  当时,我们又和长江局党的机关失掉了联络,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拿不出主张。商讨之后,县委决定我和戴季英去武汉,向长江局请示工作。县自卫队的汪奠川同志,替我们筹办了11块钱的路费,我们化装到了武汉。还没和党机关联络上。我就病倒在一个朋友家里,一连数日,不能起床。
  几天后,和长江局联系上,因听说马上派人去黄安,我便雇了轿子,先行赶回黄安。到家之后病更加重了,躺下40多天不能起床。
  据后来知道,我回黄安的第三天,长江局便派吴光浩、汗静斋等人赶到了黄安和麻城。他们会同潘忠汝、曹学楷等同志,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举行了会议,批判了黄安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又以七、紫两区为中心,继续领导了武装暴动,在麻城党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下,于阴历10月21日,攻进了黄安县城,摧毁了反动的旧政府。
  占领黄安县城的第二天,便宣布成立了农民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组织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二路,潘忠汝、吴光浩为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农民政府,明确地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纲领。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到处放鞭炮,村村杀猪宰羊,庆祝新政府的诞生。
  但是,这时由于对反革命缺乏警惕,没有明确的以乡村为根据地的思想,占领县城以后,就在城里住了下来。21天后,反革命部队12军远途奔袭了黄安,政府与军队仓促撤退,受到了重大损失。潘忠汝同志,在指挥突围中,壮烈牺牲。
  从黄安突围的一部分部队,会同麻城的革命武装,在吴光浩同志统一领导下,上了木兰山。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木兰山,位于黄陂城北,山上有宽宏的庙宇,山下人烟稠密,物产丰富。部队以高山为立足点,进行革命宣传,出动袭击民团,没收当铺发还和分配给群众做了许多扩大政治影响的工作。但是,木兰山虽然联系着向来斗争好的高桥区,然而本地没有工作基础,加之部队太小,距离武汉又较近,困难仍是不少。因此,苦斗了三个月以后,便决定部队分为数支,采用昼伏夜动的方式,展开大面积的活动。当戴克敏同志带领一支部队回到七、紫两区后,那里的群众,不顾反动派的清剿和屠杀,积极支援他们的活动,因而,斗争很有成绩。当发现这个情况后,木兰山的部队,便全部转回黄、麻北部老区去活动。
  回到老区的初期,部队采取一日数迁的方式活动。这种方式好处很多,但不免过分疲劳。为了使部队有喘息之机,就时常转移到天台山等处地形条件好的地方去。部队来去经常路过柴山堡(区),便发现了这块地区的优越条件:它属河南省管辖,地形很好,当时湖北的反动军队不便进驻,只能朝发夜归;同时该地又紧接着工作好的七、紫、乘、顺四区,群众受黄、麻的革命影响很大,一些较大的豪绅地主多数逃跑在外,这一切,很便于工农革命军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柴山堡时期”(这是后来说惯的一句话)。
  党在柴山堡的政策,可以说好得很。特别是统战工作、“红学”革命化的工作,成绩大极了。
  部队依托柴山堡相当稳定下来之后,七、紫、乘、顺等区“跑反”在外的5000左右的干部与积极分子,陆续回到了老区,很快组成小股游击队,逐渐向外发展,并建立了各县、区委的领导。
  “柴山堡时期”一年有余,上级党从外面派来不少的干部,第一个到来的是倪志亮同志。曹壮父同志(中央巡视员)曾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的六次大会决议。后来吴光浩同志不幸牺牲了。中央便派徐向前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国民党18军一连人哗变,也是这个时期,它对我军游击队武器弹药的补充,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我在这里应特别表明,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四位同志的功绩。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的贡献颇大。
  过了“柴山堡时期”,就是大发展了。随着商城暴动,皖西、豫南等地的群众工作开展,红军的部队日益扩大:建立红一军,扩编为红四军,再扩编为红四方面军。
  今天来看,在黄安县城失守后,敌军进驻我中心区的时候,我们因队伍很小,很难到新地区、生地区去游击,大大地得力于柴山堡这个地方:另外,我们还深深感到黄、麻两县由于在大革命时期很好地发动了群众,大力地惩办了地主豪绅,激发起了广大农民的阶级仇恨,因而,为后来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由于广大农民对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仇恨深,才成为我们发展武装的重要源泉。
  【郑位三(1902—1975),湖北红安县人。中共黄安县委早期领导人,参加了长征。曾任中原军区政委,是中共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1975年在北京病逝,本文为郑位三原作。】
  (选自《党史天地》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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