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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基伟:参加黄麻起义

2017/10/30

  1927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安)麻(城)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11月13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七里坪。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暴动
  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农民革命万岁!”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
  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忠汝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人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后来由于敌人援兵压境,起义军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退回了大后方七里坪。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当时已经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县里还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位姓曹的先生(后来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员曹学楷)在台子上对群众宣传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是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这一席话,说得真好。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于革命,对于武装斗争,我有了真实的感性认识。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我因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在斗争土豪劣绅时,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他们为参加斗争会的群众烧开水。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掉。
  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地向我们移动。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力量。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走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了。
  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了。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剿共”。他们不仅要抓共产党员,还大抓“共产党嫌疑分子”。事实上,他们追捕杀掉的“嫌疑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七里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好人”,见人就捉,由土豪劣绅随意指认,而且不需要审判,一句“看你不像好人”就能作为杀人的依据。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提要杀的对象。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天东藏西躲,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便睡。到1928年底,七里、紫云、仙居等地都建立了赤卫队,县里成立了赤卫大队,赵赐吾担任大队长。我也在本村参加了赤卫队。赤卫队比自卫队又进了一步,不单纯是自卫性质,还要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消灭反动民团。
  (本文选自《秦基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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