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葛先惠

　　1941年7月7日凌晨4时，东方刚泛白，一团黑云千变万化地升起，天气闷热，丝风不透，人们像被罩在蒸笼里，热得喘不过气，似有恶风暴雨到来。
　　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第五师鄂南独立第五团政委黄全德，刚开完会回到住地。他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今天的宿营地没选好，加上蚊子成群结队地围攻，心情愈加烦躁。
　　突然，“叭”——声清脆的枪声传来，黄全德不觉一惊。他知道这是报警枪声，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一跃而起冲出大门，恰巧碰上跑过来的团长王苏。这时，敌人已扑近哨位。两人商定，由王苏率直属大队一个连到村西哨位处阻击敌人，黄全德指挥中心县委干部从东头湖上突围。正欲分头行动，一股日军冲进村内，中心县委成员同直属大队战士奋起迎敌。村东北是茫茫的湖面，只有一条小木船摆渡。黄全德命令县委秘书彭湘莲、团部文书周养恬带着机要文件同十几名干部上船突围，会水的则跳湖泅渡。他和通讯员小张把剩下来的文件、材料烧毁后，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机枪手倒下了，黄全德一个箭步跃过去，端起机枪，猛烈射击，鬼子纷纷倒下，停止了前进。
　　天已大亮，敌人大队人马猛扑过来，枪炮齐发，弹如雨下。直属大队伤亡惨重，剩下的战士人自为战，同敌人肉搏，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团长王苏受重伤而被俘。小张见此情景，要保护黄全德跳湖突围。黄全德说：“不，我不能丢下大家不管！”敌人占领了村庄，将村里所有的人，包括在村民掩护下的黄全德和中心县委委员何愚等18名干部战土，全部赶到村前晒场上。晒场周围架着机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鬼子提着明晃晃的大刀，胁迫群众交出新四军和中心县委干部。面对凶残的日寇，群众个个怒目而视，闭口不言。日寇抓住群众逼问，不说就枪杀，就刀砍，晒场上鲜血四溅，惨不忍睹。“住手!不关老百姓的事，我是新四军!”黄全德再也忍不住了，只听他大吼一声，大步向鬼子走去。紧接着，何愚等17人也挺身而出。鬼子头目哈哈大笑，立即命令鬼子兵剥去黄全德等 18人的上衣，用铁丝穿上他们的锁骨，驱开哭喊着围拢来的群众，押着他们向葛店奔去。
　　在押往葛店的途中，黄全德觉得心里难受，但不悲伤，堂堂五尺汉子，能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捐躯，感到光荣，只是自己杀敌太少，任务没有完成，壮志未酬心不甘。他不禁想起自己第一次被俘的情景……
　　那是1940年11月底的一天清晨，身任中共通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黄全德和队长张曙光、政委李平率领鄂南抗日挺进队行军一夜，来到崇阳县桃花山。此山树林茂密，楠竹成片，山窝有座破庙，无人居住，挺进队进入庙里宿营。连日行军打仗，队员们很疲劳，倒下便酣然入睡。正在患病的黄全德更觉得头昏脑胀，眼皮似有千斤重，很想睡一会儿，但他强忍住了。当他布置好岗哨，正同李平、张曙光一起研究下步行动方案时，哨兵跑来报告：大队鬼子正分三路向山上袭来。原来，挺进队上桃花山时，被当地汉奸发现，向离山不远据点里的鬼子告了密。
　　黄全德立即和李平、张曙光指挥队伍向后山密林撤退。这时，敌人的机枪已封锁庙门，冲出去的队员倒下几个。黄全德马上带几个队员推倒后墙，队伍冲出破庙，进入密林。密林遮住了视线，日军入林后，见不到挺进队员的影子，在山上团团转，乱放了半天枪。挺进队一连翻过两个山头，虽甩掉了敌人，但损失很重，死伤10多人，队长张曙光身负重伤。夜幕降临时，他们悲痛地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抬着7名伤员下山转移。
　　此时，黄全德已感到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了，但他仍坚持拄着棍子同大家一起走。走不多远，他终于倒下，昏迷过去了。李平立即派人用担架送他到宝塔洲治疗，不料走到半路被鬼子巡逻队发现，他们被押到崇阳县日军侦缉队。
　　因为护送人员没有带武器，鬼子没发现破绽，就把黄全德作为挺进队重要嫌疑犯，连夜审讯，严刑拷打。黄全德本来昏迷不醒，被鬼子一阵吊打以后，反而清醒过来。虽然全身像刀刺一样奇痛，他仍咬牙强忍，厉声质问：“你们凭什么吊打我？”“你是挺进队员！”“说我是挺进队员，有什么证据？”鬼子张口结舌。黄全德切齿痛骂：“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狗强盗，像疯狗一样乱咬中国人民，迟早要被我们消灭干净!”敌人更加残酷地用刑，一连几次绞手指、踩压杠、用烙铁烧，要他说出挺进队员的下落。黄全德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连哼都不哼一声。鬼子见几次严刑问不出名堂，就用铁丝把他的肩胛骨穿起来，锁入水牢。后来经李平多方设法，才把黄全德营救出来，送到张公庙联络站，交女共产党员冯天仙照料治疗。
　　黄全德全身伤痕累累，没有一块好肉，胸、肩、手、脚红肿溃烂，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已经奄奄一息。经冯天仙请医生治疗和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黄全德才慢慢康复。
　　黄全德归心似箭，恨不能插翅飞到抗日前线。伤刚好，他就同通讯员小张离开张公庙，赶到独立五团驻地——鄂城华容。
　　顾不得大病刚愈和路途疲劳，黄全德一放下行李就投入战斗。他在听取中共鄂南游击地委和独立五团对敌我情况的分析以后，提出了一个削敌羽翼、再击中枢的战斗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五团十多天内连续消灭3小股日伪军，俘敌30多人，获枪50余支，部队发展到200多人枪，大振了五团军威，华(容)葛(店)地区的抗日星火演成燎原之势。
　　4月中旬，上级组织决定，李平调鄂东工作，鄂南游击地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黄全德任书记兼独立五团政委，王苏任军事部长兼五团团长。根据敌情的变化，黄全德和王苏率五团避开敌人主力，到交通不便的湖汊、山区发动群众抗日，锄奸杀特，消灭小股日伪军，扩充军力，队伍很快发展到600多人枪，下辖3个营、1个直属大队。
　　6月29日，鄂城、樊口、段店、华容、葛店、油坊岭、豹子懈等地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向武(昌)鄂(城)公路南侧的德马、共和等地合围“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独立五团。黄全德来了个避敌锋芒，率队进入葱山绿岭和湖河芦苇之中，敌人“扫荡”落了空。
　　30日，敌人又组织大队人马突然袭击，围攻华南乡，黄全德则率部跳出包围圈，由内线转到外线，敌人又扑了空。
　　敌人“扫荡”失败后，改变策略，派出一批特务潜伏各村湾，与当地汉奸勾结，刺探我军行踪。
　　7月6日，鄂南中心县委和独立五团从小庙出发，跳出日寇的“扫荡”圈，向葛店、脉家岭一带转移，到长江边迎接南下过江的主力部队。当天傍晚，部队准备宿营胡家大湾，因人多目标大，改宿夏家塝。夏家塝距葛店15华里，一条大路直通日军据点。黄全德和王苏令一、三营宿营胡长湾，以警戒、抗拒葛店之敌，二营和便衣队宿营夏家塝西侧的袁家咀，以作应接。晚上9时，中心县委机关和五团直属大队到达夏家塝。该村50多户，坐落在东、南、北三面环水的小岗上。黄全德一看地形，觉得此地孤立，既不能进，又不好退，敌人来了，被动挨打，便提出到5里外的山窝去宿营，那里好守好退，这里只留一个连警戒，以迷惑敌人。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但中心县委多数成员不同意。他们认为已按原计划部署好了，改动来不及，何况部队连日行军作战，太疲劳了，这个村子大，好宿营，只要加强警戒，封锁消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黄全德只好服从大家的意见。当晚，在这里召开中心县委紧急会议，分析敌我形势，部署攻打梁子镇，研究迎接主力部队南下过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会议开到凌晨3点才结束。
　　尽管部队一进村就在各个道口和湖边渡口放了哨，把村子封锁起来，但潜伏在村里的特务与汉奸在放哨封锁前就离村向葛店据点日军密报了。日军当即调华容、樊口等地的日伪军封锁湖面，截断应援，葛店200多装备精良的鬼子和一个中队的伪军，绕过胡长湾和袁家咀的警戒，分三路悄悄包围了夏家塝。这样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黄全德想到这里，难过地叹息了一声，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有到刑场上同敌人斗争。
　　日寇把黄全德等人关进葛店牢房，立即分别审讯。知道他是共产党的要人，便重点对付他。先是利诱，要他投降。黄全德说：“要我投降，办不到！我黄全德头可断，不可侮，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敌人恼羞成怒，又对他施加酷刑。黄全德遍体鳞伤，皮焦肉烂，几次死去活来，仍然坚贞不屈，不吐一个字。一醒过来，他就嬉笑怒骂，痛斥敌寇。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只得把他押到汉口三阳路，投进死牢。
　　黄全德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必须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同敌人斗争。他被关进死牢后，就对着囚门铁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其他牢房的难友听了都跟着唱起来。雄浑悲壮的歌声，震荡着整个监狱。日军宪兵慌了手脚，急忙赶来制止。歌声略低，黄全德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胜利万岁！”敌人气得两眼翻白，竟将黄全德投进警犬房。数只高大凶猛的警犬一齐扑上，狂咬乱撕，血流遍地……
　　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壮烈地为国殉难，惨死在日寇的魔爪之中！
　　黄全德牺牲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