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原突围中的历史功绩

何光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抗战胜利后至1946年1 1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一年零六个月的谈判斗争。在此期间，他密切关注中原地区的局势，为中原解放区军民反内战、求和平的斗争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为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关注中原局势，力促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 

　　1946年1月7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共同组成“三人会议”，负责会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即“停战协定”），同日，国共最高统帅部下达停战令。按照停战协定，1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政府代表罗伯逊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具体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停战调处的序幕刚刚拉开，周恩来就把敏锐的目光投向了中原。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等率领新四军第五师，开辟和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打通其自西南后方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通道．迫不急待地发动了夺取武汉及其外围地区的进军。由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全国解放区前哨的特殊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命令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河南（嵩岳）军区部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于1945年10月共同组成中原军区，全军区共6万余人。中原军区的组建，更加剧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慌，12月中旬，国民党纠集以第五、第六战区为主的大量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攻击，并企图一举“肃清”我中原部队。中原军区部队以大局为重，节节退让，至停战令下达前夕，中原我军6万余人，被国民党军压缩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4县边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停战令下达后，中原部队恪守命令，以礼山（今大悟）宣化店为中心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军却无视停战令，乘机大肆向中原部队进攻。停战令下达后的1月11日，国民党军抢占了我息县县城；停战令生效后的1月14日，国民党军又强占了我光山县城，且随后又开始大举包围行动。

　　对中原解放区的特殊地位和中原军区部队的艰难处境，党中央和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早在重庆谈判期间，我党和周恩来以全国大局为重，以极大真诚同意退出包括中原解放区在内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南、河南等8个解放区，其部队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视我党的真诚为软弱可欺，不但不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反而屠杀我先期撤出的浙东、皖南、苏南、皖中等解放区的革命人民。鉴于此，中共中央于11月3日电告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的问题，请不要再提，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行人民自治。”在此后的淡判中，周恩来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多次表述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

　　军事调处工作开始后，周恩来立即把中原地区的调处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他与马歇尔、张群及军调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磋商，严肃指出停战令下达及生效后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部队仍进攻中原我军，有可能引起一场内战，事态严重，应予认真处理。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多方努力下，北平军调部在人员尚未到齐、工作尚未铺开的情况下，特地在重庆组织了由国民党政府代表邓为仁少将、中共代表薛子正上校、美国代表福特上校组成的第九执行小组（又称汉口小组），负责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

　　1月21日，第九执行小组从汉口到达信阳，22日到达罗山。23日，该小组召集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在罗山进行谈判，达成和签订了《罗山协议》。协议作出了“国共双方军队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区”；中原军区部队“得在所驻地区运输给养”，国民党军“同意绝不阻挠或干涉此种运输行动”等规定。29日，第九执行小组又应邀前往中原军区驻地吕王城视察调处。李先念司令员在吕王城会见了第九执行小组成员。经长时间商谈，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通称《吕王城协议》），除重申《罗山协议》外，同意将“现在特殊情况”呈报北平军调部。31日，第九执行小组飞赴北平，向军调部汇报中原地区的停战凋处工作。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注与努力下，中原地区的停战调处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第九执行小组又先后赴宣化店应山、河口等地视察调处，为停战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从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二、组织声援中原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困斗争 

　　由于国民党的包围压缩，停战令下达后，中原军区6万部队驻扎在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小地区，在态势和地形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蒋介石蓄谋首先消灭这支处于孤立地位的部队。他利用“停战”的机会，陆续凋集部队，紧缩包围圈，一面不断地进行军事挑衅，一面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垮中原军区部队。以李先念、郑位三为首的中原军区部队，以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冲，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了异常艰苦的反围困斗争。

　　周恩来始终焦灼地注视着中原军区部队的严重处境，想方设法地支援中原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困斗争。

　　1、力争主力合法转移

　　关于中原战略要地的坚持与放弃，中共中央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停战令下达后，中共中央鉴于中原部队孤立无援的状况及和平大局，决意以让出中原战略要地，换取中原部队6万部队的生存，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意愿。

　　周恩来受命与美蒋交涉中原军区主力转移的问题。2月22日，周恩来利用马歇尔急于解决东北问题心理，提出在解决东北问题的同时，须先解决中原问题，撤围让中原解放军完成转移。这一建议得到马歇尔的赞同，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2月28日至3月6日，军事三人小组先后到华北和华中巡视停战调处情况，3月5日抵达汉口。此前，中共中央电示郑位三、李先念前往汉口，准备向周恩来汇报有关情况，同时向美蒋代表提出转移等问题。在会谈中，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向马歇尔、张治中（接替张群）提出允许中原军区4万人移驻安徽五河就食，同时提出中原军区在汉口派设办事处等问题。在周恩来、李先念的努力下，张治中和武汉行营的代表被迫同意中原军区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后于3月12日正式成立），并对主力转移问题答复“返渝后再谋解决”。3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嘱咐他们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必须首先争取解决中原军区部队的转移和就食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一再地在“三人会议”上提出中原部队的转移问题，他指出，中原部队的北撤，是中共执行整军方案的具体行动，是为了和平的大局，国民党军队不应包围、阻挠。他还提出具体的方案：4万部队转移到苏北或华北整编，2万人就地复员。为了详细了解中原地区的冲突，周恩来还特地派专机到武汉，准备接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前往重庆汇报，后因故改接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处长郑绍文到重庆，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虽然我党和周恩来为中原军区部队主力的转移作出了真诚和积极的努力，但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决意消灭这块“到口的肥肉”，因此他们卑劣地采取拖延敷衍的办法，使中原军区主力不能“合法”转移。尽管如此，我党和周恩来为中原部队主力转移所作出的退让和努力，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我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态度，从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2、展开舆论攻势，揭露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困阴谋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蒙骗人民，是反动派惯用的伎俩。国民党为掩盖其破坏停战协定、对中原军区部队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倒行，公然诬蔑我军“破坏停战协定”，谎称“中原无战事”。为揭露国民党军围困中原军区部队的阴谋，周恩来亲自组织发动了一次影响较大的舆论攻势。

　　根据郑绍文汇报的材料，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记者以采访郑绍文的形式，撰写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的报道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并亲自加以修改。3月18日，《新华日报》赫然登载了这两篇报道和社论。报道揭露了国民党军在停战令生效及《罗山协议》、《吕王城协议）签订后，仍以优势兵力围攻中原部队，不断侵占中原部队防地，将中原数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不足百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拒绝中原主力部队移防皖省五河地区整编就食，企图困死中原部队的罪恶阴谋；概述了中原军区部队由于被围困和封锁，给养无着，日食树皮、草根、薄粥，濒临绝境的种种惨状，指出中原部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原形势极端严重。

　　《为新四军五师呼吁》的社论，则高度评价了抗日有功的新四军第五师，痛斥国民党军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围困封锁8年来坚持鄂豫沦陷地区抗战，为国家解放了大片领土、保障了重庆门户安全的中原有功部队，呼吁全国同胞起来督促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中原部队的进攻，立即撤销封锁。当晚，周恩来还在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广东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和郑绍文分别介绍广东和中原中共部队被围困封锁的情况。周恩来在招待会最后发表谈话，义正严辞地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方才听到林、郑两位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

　　周恩来亲自组织发动的这场舆论攻势，迅速扩大并产生强烈反响。3月19日，《新华日报》刊载延安17日电讯，详细报道了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围攻中原部队的经过。22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急救五万抗战有功将士》，社论疾呼：一个不见血的大屠杀在进行着！呼吁人民注意，这件事是对国民党当局要团结还是要分裂、要民主还是要独裁、是否执行停战协议的一个测验。2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的特讯。此间，国内其他一些进步报刊，亦纷纷转载或登载了一些有关揭露国民党军进攻、围困中原解放区的报道。

　　《新华日报》等报刊的大量报道，迅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反应。3月23日，新华日报社全体职工致函李先念司令员，亲切慰问中原新四军、八路军。25日，重庆某工厂一群女工致函新华日报社，信中说：“我们是知道政府不让人民的军队生存的，但我们人民自己要替我们自己的军队解危。”并附上捐款1万元。29日，一群大学生持2万元捐款及慰问信一封托新华日报社转交中原部队。4月4日，又有7名公务员托新华日报社将4500元捐款和一封慰问信转交中原部队。

　　周恩来组织发动的这场舆论攻势，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声援了中原解放区军民的反围困斗争。

　　3、从经济、物资上组织援助中原解放区

　　由于国民党军对在中原解放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加之派遣特务在解放区内进行破坏活动，中原军区部队的给养出现严重困难，至1946年二三月，指战员们尽管自力更生，想尽办法，仍是“每日两顿薄粥而不饱”，“树皮草根几已食尽”。

　　对于中原部队的给养困难，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早就十分重视，设法解决。军调工作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就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设法向国民党方面领取一些粮食”。2月下旬，周恩来在与马歇尔商讨中原部队的转移问题时，就曾提出国民党借给中原部队转移途中所需的粮食和款项。3月5日，在三人小组抵汉会谈期间，周恩来严肃提出中原解放区的粮食危机。3月中旬，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找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协商救济中原军区部队粮款问题，商定由张家口、上党、太行、山东等解放区购买2万吨粮食给北平、太原、新乡、济南的国民政府粮食管理处，再由国民政府粮食部在武汉拨粮或拨款给中原解放区。16日，周恩来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的领导人打电报，指出：“五师（指中原部队）因于粮款，顽方又蚕食挑衅，不允许我军马上转移，因之五师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抢救五师的责任。”月底，周恩来又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

　　由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董必武等的多方努力，至1946年4月下旬，中原军区部队共收到中央接济款项9.2亿元法币（其中解放区捐赠8.2亿元，周恩来与张治中协商借款1亿元），并通过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将980吨面粉作为救济物资从上海运至中原解放区。这些援助款项和物资，有效地缓解了中原军区的供给困难，对中原部队胜利进行战略坚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亲赴宣化店视察，挫败国民党“5·5—5·9”围歼计划，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来说，“和谈”、“调处”均不过缓兵之计，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早日实现独裁统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1946年4月底，国民党当局作出了首先在中原发动全面内战的作战部署，计划于5月5日至5月9日一举歼灭被围困的中原军区部队。

　　中共中央及时获悉国民党军的“围歼”计划。4月29日，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正声明：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困已久的李先念部6万余人进行“围歼”，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

　　此时仍在重庆的周恩来获知国民党的阴谋后，立即采取行动，竭力挽救危局。5月1日晚9时半，周恩来紧急约见三人小组国方代表徐永昌，会谈两个小时。随后又致电美方代表马歇尔，指出：据极可靠情报，国民党政府已秘密下令围歼中原军区部队，这是反动派有计划的阴谋，企图在东北未能攻陷长春之前，突然发动全国性的大内战。他警告说：“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6万之众，如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为此，周恩来向徐永昌及马歇尔提议：“立即采取有效办法，阻止此项阴谋之实现，制止对停战协定之任何破坏”，“愿与徐将军及美方代表同赴宣化店监督。”

　　5月3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马歇尔专机飞抵南京。周恩来一下飞机立即发表谈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晚间，他不顾旅途劳顿，即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住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除了阐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外，着重指出要在南京重开谈判，首先要解决中原问题，驳斥了“中原无战事”的谎言。

　　5月4日，周恩来即到宁海路5号拜会马歇尔，抓紧做马歇尔的工作。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军队即将在5月4日至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反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中原部队转移问题。马歇尔赞同周恩来的建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部执行处长白鲁德从北京直飞汉口参加调处。

　　在周恩来的再三敦促下，军事三人小组决定前往宣化视察调处。5日下午，周恩来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从北平飞汉的白鲁德会合，到汉口后，徐永昌托病不前，由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全权代理。6日上午，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6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分乘4辆吉普车和2辆卡车，前往宣化店。途中，因山洪冲毁桥梁，交通受阻。周恩来毅然于黄陂姚集赤脚涉过齐胸深的河水，其他代表及随行人员则由动员而来的当地农民背或抬过河。至8日上午，周恩来等一行始抵宣化店。

　　到达宣化店后，周恩来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抓紧听取了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的汇报，一起研究了与美蒋代表会谈的事宜。

　　下午，国共美三方代表及中原军区代表在宣化店河西会馆举行调处会议。李先念在会上首先发言，他以大量事实历数了国民党军违约进攻、抢占村镇、杀害中原解放区军民的暴行，警告国民党军不要玩火自焚。周恩来坐在李先念身边，认真听着发言，并不时纠正翻译的错误。    ．

　　白鲁德对李先念的发言不置可否，而王天鸣则如坐针毡，无以应对。待李先念发言完毕，王天鸣以攻为守地问道：“刚才李将军所述，似乎4个月停战和谈没有什么效果，请用先生对此发表意见。

　　周恩来从容以对，他说：“依我看，4个月来的停战和谈应该说是有进展的。但是中原地区形势很紧张，应该知道，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

　　晚间，中原军区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了文艺晚会。李先念代表中原军区致词，恳切地表明了中原解放区军民渴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希望国民党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中原部队的“围歼”计划。美方代表表示要尽力调处，维护和平。在此情况下，王天鸣只好矢口否定“围歼”之事，并作出一大堆虚假的承诺。周恩来紧紧抓住王天鸣的“承诺”说：“中原军区是解放区中较小的一个，人数不过6万人，过去数度想撤退，但始终未能如愿。当初在协议上签字，我是中共方面的代表，想不到迄今尚未能照协议案实施，这是党交给我的使命没有完成，我感到非常之不安。万一不幸此间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的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方才听到政府代表的报告，表示政府并无围歼中原军区之意，并保证今后不致再发生冲突，此为吾人所欢迎者。”他的一席话，说得美蒋代表频频点头。

　　在宣化店其间，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精神、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他告诫中原部队要丢掉和平幻想，随时准备武装突围。

　　9月上午，三人小组完成了在宣化店的调查调处工作，离宣退汉。

　　10日，周恩来与徐永昌、白鲁德在汉口杨森花园进行会谈，三方达成并签署了制止中原战争的《汉口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1．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岗哨冲突。

　　2．凡违反停战协定的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

　　3．应立即停止新碉堡和永久性工事的构筑。

　　4．双方对峙部队可相互派遣必要的联络军官，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限。

　　5．由中共中原军区运送伤病员1000名，眷属100人，以及照顾与医务人员60人至安阳。

　　6．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应于6月1日前释放之。

　　7．保证中共军队为整军而复员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地区至目的地途中及到达后之安全。

　　周恩来亲赴宣化店视察调处以及随后亲自签订的《汉口协议》，对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形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弃原定5月5日至5月9日“围歼”中原部队的计划，从而推迟了中原与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在《汉口协议》签订前后，中共中央组织了强大的舆论宣传，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中原军区自办的《七七日报》，以及全国其他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军阴谋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事实，激起了全国解放区军民及国统区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极大愤概，一致谴责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密令第五、第六战区之国民党军延缓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第二，它进一步警醒解放区军民，尤其是中原解放区军民加紧进行应付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这为尔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汉口协议》签订前后，中共中央于5月1日连续3次电示中原周，必须尽早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6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又多次电示中原及其他解放区我军，指出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进行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在中原解放区，军民并没有为一时的虚假和平所迷惑，反而警钟长鸣。中原局、中原军区认真分析形势，作出了分路突围向西转移的战略决策，部队抓紧进行了战前的准备工作。

　　第三，《汉口协议》的签订，使巾原军区一批伤员及干部家属得以安全转移至冀鲁豫解放区。根据《汉口协议》第五条之规定，中原局、中原军区积极组织一批伤病员及干部、家属“合法”转移，在我方的再三敦促下，汉口第九执行小组不得不抵达广水火车站，监督此项协议的执行和沿途的护送事宜。5月17日，中原军区，伤病人员及部分干部、家属共计743人乘火车安全抵达安阳解放区。这一行动的实施不仅为我党保存了一批优秀干部，而且精干了队伍，为此后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便利。

　　周恩来亲自签订的《汉口协议》，是我党反内战、求和平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然而，正如周恩来在宣化店告诫中原军区指战员那样，国民党、蒋介石是不会因为谈判而改变其发动内战的初衷的。《汉口协议》签订后的第47天，亦即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公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大举进攻，从而挑起全面内战。我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等的指挥下，从容以对，一举杀出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围，胜利实现战略转移，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