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这两年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的地位却比较特殊，也很有分量，因此，我们当初在考虑二卷时把它作为单独一编。同其它编相比，这一编的内容和遇到的大问题不算太多，但地位却很重要。如果不把一些问题处理好，就不能清楚地说明党和国家是如何从“文革”动乱走向历史转折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是如何开创的，就不能完整地反映建国后二十九年党的历史，整个二卷的结尾在政治上就站不住，就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要写好这一段历史并不容易。这里，只是把我们在写这段历史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向大家做一个简要介绍，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准备讲八个问题：一、关于这两年的历史如何定位；二、关于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三、关于“两个凡是”方针的错误及其影响；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讲座和思想解放的发动；五、关于这两年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六、关于这两年经济建设和冒进错误；七、关于1978年下半年改革开放的酝酿；八、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历史转折的推动。
    一、关于这两年的历史如何定位
    （一）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是我们目前的表述。其涵义就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期。出现这样的过渡期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这个过渡的过程、时间的长短，同党和人民的努力、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是否正确有很大关系。
    这个过渡期的特点是：
    1、党和国家的前途主要面临两种选择：是走老路，还是开辟新路。这就必然出现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两种指导思想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这是造成在徘徊中前进的主要原因。
    2、“文革”虽然结束，但“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仍不可避免地在持续着。这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因素。
    3、党内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在“文革”中积聚起来的要求拨乱反正的力量必然要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这是推动历史转折和前进的力量。
    4、广大干部群众经过十年动乱的灾难，要求拨乱反正，必然拥护邓小平等进行拨乱反正的努力。这是历史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结束徘徊局面、实现转折的决定因素。
    上述特点，决定了两种指导思想的交锋不可避免，也决定了这种交锋的结果。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实现这个转折，应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是党和人民努力的结果。定位明确，可以准确把握这段历史的脉络。
    （二）这是从宏观角度的定位。至于某一地区这两年的历史是否也这样定位，则要从实际出发。
    这是因为：
    1、中国国情一个突出特点，是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必然会带来各地历史进程的不平衡、不同步。写地方的历史，不可能千篇一律。
    2、就多数地方的情况而言，可能符合上述定位，但也不排除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如：有的地方“文革”可能动乱仍在持续，有的地方可能拨乱反正很顺利，徘徊的情况也不明显。
    3、徘徊中前进，是这两年整个国家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包括“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肯定对各地有影响，但程度有所不同。至于程度究竟有多大，这需要认真研究，如实反映。
    不过，对下面的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到下面直接去宣传、推行“两个凡是”方针，阻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这不能不对地方工作产生影响。如真理标准讨论期间，汪东兴在山东的讲话；张平化在东北的讲话等。
    1978年9月小平同志为什么在东北、特别是在吉林发表批评“两个凡是”的讲话？背景就是针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遇到的阻力。这年8月初，张平化到东北，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有些外国评论说我们把毛主席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番话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认识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中央。因此，小平同志9月在吉林的讲话，是有鲜明针对性的。
    有的地区领导班子受“四人帮”影响较深，不得不进行大调整，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1977年，中央先后对十几个省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如上海、辽宁、云南、湖北、甘肃、安徽、天津等，两个铁路局：郑州、兰州……。
    有人留意了一下，1977年到1980年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仍继续留任的，只有四川的赵紫阳、江西的江渭清、山东的白如冰。
    从上述情况看，至少在省一级，多数是存在徘徊的状况的。
    4、特殊情况可能有，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总体定位。不妨碍对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时期划分。写某一时期的地方史，既要考虑特殊，更要把握总体，这才能反映全貌。
    二、关于华国锋同志的问题
    （一）作为一个历史过渡期的党中央领导人。如邓小平所说，“只是一个过渡”。
    1、这种过渡也是不可避免。
    2、过渡期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是否具有领袖的素质和胆识。
    3、华国锋的功绩应当肯定，也的确是个好人、老实人，但事实证明他不具备一个领袖应有的素质和胆识，而在党和国家的历史需要进行转折的时期，恰恰需要这样的领袖来领导党和国家。华国锋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犯错误和退出领导层都不可避免。
    （二）华的错误主要是推行“两个凡是”。
    1、“两个凡是”虽不是他直接提出，但的确体现了他当时的意图。至于这一表述形成的细节，已并不重要。
    2、当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后，华本人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但他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推行的方针还是“两个凡是”。
    （三）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客观、公正、宽容。（江泽民语）
    1、历史决议对华的错误讲了五条：
    “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简史》只讲了一条，即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
    2、宽容不等于否认错误。无论如何，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也不会有后来的发展。
    三、关于“两个凡是”方针的错误及其影响
    （一）这个方针的出现，是长期“左”倾错误影响的必然产物，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认识。也就是说，它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1、“左”的指导思想已形成二十年，不可能短期内纠正。
    2、长期个人崇拜的影响。
    3、相当严重的思想僵化现象。
    这三点是“两个凡是”能够提出并得到推行的主要原因。
    4、是不是还有稳定局势的需要？这值得研究。稳定当时的局势，的确需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但怎么才能维护？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否定“文革”，当然时机还不成熟。但肯定毛泽东的错误，能不能求得稳定？能不能维护旗帜？事实证明不行。因为按照这个方针，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邓小平同志也不能出来工作，广大干部群众心情无法舒畅，怎么能保证安定团结呢。
    华国锋当时推行这样的方针，的确有稳定局面的考虑，这也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样做并不能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当时他反复强调“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的方针，这个提法没有错，关键是怎么解决问题，事实证明“两个凡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所以后来华国锋自己也承认：“当时不那样提就好了。”可惜他有这个认识时已经比较晚了。这是后话。
    （二）由于华国锋的地位，他对这一方针的提出和推行，无疑要负主要责任。
    1、1976年10月打招呼会上强调“三个正确对待”、“继续批邓”。
    2、“二七”社论反映了他的意图，即全面维护毛泽东晚年的一切决策，“两个凡是”是这种意图的一种表达。3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两个凡是”。
    3、此后虽没再提，但指导思想未变。体现在各种工作中。
    所以历史决议讲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
    （三）这一方针的推行，造成了拨乱反正遇到阻碍，历史进程出现徘徊。具体表现：
    1、对揭批运动设置框框。揭批“四人帮”罪行遇到禁区。
    2、解放思想的要求受到限制甚至压制。主要是理论界的要求。
    3、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开始，但阻力很大。很多老同志的复出都被拖延和阻挠。这种情况恐怕各地都有。
    4、落实政策遇到各种阻力，进展迟缓。
    5、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后又出现冒进错误。这一错误对地方的影响或许不明显，但肯定存在。如有的大型引进项目上马，虽对地方经济建设有拉动作用，但势必打破地方的平衡。
    所谓“徘徊”，是对当时前进中遇到阻碍的状况的概括。其涵义：不是没有前进，也不是前进中的快慢问题，而是遇到阻力后步伐受到限制；许多领域拨乱反正遇到禁区，或退回，如平反；或迂回，如批张姚文章。
    出现徘徊的原因就在指导方针上，而不在于那些具体错误纠正的快慢。这同贯彻正确方针时遇到阻力、影响工作的情况不一样。所以邓小平明确讲，“根源就在‘两个凡是’”，而不在当时应以什么为纲。坚持“两个凡是”，当然也包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在于坚持到什么时候。要求当时就放弃这个口号，这是苛求，也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当时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也是需要的，不揭批怎么拨乱反正？所以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对军队工作的问题讲过，“揭批‘四人帮’至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纲”。但是到一定时候就要转，而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就转不了，坚持实事求是，就可以适时地转。
    做任何工作，当然很难一帆风顺，但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情况会有很大不同。指导思想正确，即使贯彻当中遇到困难和阻力，也比较容易去克服，前进步伐即使慢，也不会倒退；指导思想不正确，阻力和困难就不可能克服，前进的步伐就可能停顿、可能徘徊。如这两年中遇到的困难，靠“两个凡是”显然是无法克服的，而且还会造成新的困难。
    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的发动
    这场讨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要求拨乱反正的力量抵制“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
    （一）这场讨论的背景
    1、邓小平等率先批评“两个凡是”。
    2、理论界在揭批“四人帮”中冲破思想禁区的努力。（包括部分地方的揭批运动）。
    3、各个领域拨乱反正遇到的阻力以及要求解放思想的呼声。
    （二）讨论的发动
    1、这个问题目前有些争议，应当说，是几个中央单位和地方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胡耀邦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不宜单强调某个人、某一单位的作用。
    2、在当时的背景下，邓小平的支持和引导对讨论的开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3、最初一段时间，虽然多数地方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讨论，但各地进行的局部拨乱反正的努力，也对讨论的开展起到了支持和推动作用。
    4、各地党委领导陆续表态和支持，使这场讨论由思想理论界推向全国，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解放的洪流。
    （三）这场讨论的影响
    1、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
    2、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央到地方都如此）
    3、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即改革开放的酝酿。没有这一背景，各地进行的改革尝试不可能冲破阻力，得以坚持。（如包产到户）。
    4、加快了走向历史伟大转折的进程。
    五、关于这两年拨乱反正的局部进展
    拨乱反正，“文革”中实际已开始，后又中断。粉碎“四人帮”，再度开始。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尚未纠正，“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拨乱反正无法全面展开，这两年中实际只是局部地进行。总体情况是：
    （一）成绩不小，应当充分肯定。各个领域、各个地方都有一定进展。
    1、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揭、批、查群众运动取得不小成绩，这是必要的，是各项工作取得成绩、形势逐步好转的前提条件，应充分肯定。
    2、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增长速度不低。
    3、国家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走上正轨，社会秩序开始安定。
    4、部分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各方面政策开始得到落实，等等。
    （二）阻力也不小，广大人民群众还不满意。
    1、经济建设受到冒进错误的干扰。经济比例失调严重。这在”左“的指导思想没有纠正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
    2、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遇到禁区和阻力，主要是涉及毛泽东批过的，不敢纠正，导致进展缓慢，人民群众不满。如“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落实政策，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遇到阻碍。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农村中仍把包产到户当成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三）拨乱反正尽管遇到不小阻力，但整个趋势是逐步前进的。这主要因为：
    1、邓小平以及一批老革命家的指导和推动。
    2、全党大多数同志的共同努力。
    3、拨乱反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因而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四）局部的拨乱反正尽管遇到阻力，但在一些重要领域毕竟为全面拨乱反正打开了局面，做了思想和舆论等方面的必要准备。
    1、经济领域开始澄清“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积极性，促进了思想解放，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抓生产，这是经济建设恢复较快的主要原因。
    2、教育科技领域在邓小平直接推动下，出现了新气象。如科学大会、恢复高考，在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
    3、文艺等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取得一定进展，一批作品陆续解禁、一些新作问世等。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对此，总体上要积极评价。
    六、关于这两年的经济建设和冒进错误
    虽然指导思想还未根本转变，但经济建设已经逐渐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重新提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起到了积极的动员作用。只是这时的指导思想还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运动还是处于“纲”的地位（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还未得到贯彻，因而出现冒进的错误也难以避免。
    （一）同“文革”中的情况比较，两年中的经济建设还是取得很大发展，应当给予足够肯定。
    1、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建设迅速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增长速度不慢。每年两位数增长。（主要是工业生产，农业差一些）
    2、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抢时间、争速度，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党中央领导层（包括华国锋在内）没有争议，都强调积极抓生产。
    3、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解放，热情很高。大干快上，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问题，但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4、原来的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大都得到恢复。
    对经济建设的成就应充分反映。
    （二）在指导思想还未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出现冒进问题是必然现象。原因是：
    1、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没有确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中国国情有清醒认识，不可能看到当时经济建设的较快发展只是恢复的性质。
    2、在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经济工作只能继续沿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采用“大跃进”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也容易被接受。
    3、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建设很难走上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健康发展轨道，很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但是这一点当时还不可能被认识到。
    4、还有同当时国际上特别是周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进行比较的压力。主要表现在1978年下半年出访活动后。
    由于以上原因，在生产建设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呼声高涨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冒进的问题。
    （二）经济冒进的表现
    1、最主要是表现在党中央及主要经济部门从1977年下半年起先后制定的发展计划，提出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这是个长期规划，分三个阶段实现现代化。其中“五五”后三年的指标不算高，粮6700亿斤，钢3600万吨。第二阶段，1985年前，指标就显得高了，要求粮8000亿斤，钢6000万吨。第三阶段，到2000年，更高了，13000亿斤粮，13000万吨钢。主要工业品产量赶超日本，接近美国。具体的计划指标体现得更明显，如20个大电站、十一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尽管从后来情况看，个别指标接近完成了，但这些指标毕竟是在未掌握实际情况、缺少科学论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而的确是脱离实际的。特别是以后各部门又继续加码。这种情况既有当时指导思想的影响，也有当时上下内外的压力，很难讲是哪一个人的作用。因为上述计划的通过，也是政治局集体讨论过的。
    2、突出的表现是对外引进的规模搞大了，搞急了。这里有指导思想的问题，也有体制不适应问题和缺乏经验、付学费的问题。
    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在当时的引进工作中暴露出明显的弊端。陈云当时提醒要注意听反面意见，警惕头脑发热。邓小平当时几次讲到我们的体制不适应。
    3、这次冒进在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都同“大跃进”不同，应注意有所区别。其特点是“刚刚制定和宣传跃进计划，还未来得及在实际工作中全面贯彻，而且也遇到了一定抵制，其不切实际的严重问题，不到一年就被发现、被制止。
    4、有的同志讲，这次冒进中是在上层，在地方看不出来，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决策从中央贯彻到下面，总需要一段时间，当时有的地方可能刚在部署如何跃进，冒进就在领导层被停止。
    但从总体上看，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因为当时制定的跃进计划毕竟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作为新时期总任务来宣传），因而也不可能不对地方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像过去那样严重，但希望跃进的指导思想肯定会存在，对实际工作也会产生影响，只是程度或范围大小的问题。比如大型项目的上马，地方不可能不全力支持，相应调整本地区的计划和部署。这就有可能影响当地的建设及各种比例关系。
    （四）讲“洋冒进”不准确
    1、这一说法来自学术界，但这样讲至少太简单，不科学、不准确。很多老同志都不同意，中央的文件中也没这样讲过。
    所以我们用“急于求成的错误”这样的提法。
    2、后来出现“洋冒进”这种说法，主要根据是当时引进的22个大项目。但这些项目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后经过调整建设周期、引进方式，也都陆续建成了。工作中虽难免有失误，但毕竟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装备和较高的起点，至今仍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七、关于1978年下半年改革开放的酝酿
    这两年的工作能够在徘徊中有所前进，走向转折，主要表现是两个方面：一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一个是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党内对于中国发展新道路的探索，即对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一）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和思想理论界的探索。
    1、经济理论界讨论的成果
    纠正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肯定按劳分配，等。
    2、在思想解放后对中国国情的重新认识。
    3、国门打开后，对中国同世界差距的清醒认识。国务院组织一批领导干部到国外访问，思想受到启发，对中国建设问题的重新思考。首先是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
    这些出访团组，既有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也有很多地方的负责同志。这对各地的工作也会产生推动作用。
    4、对改革开放的思考，集中体现于1978年下半年的国务院务虚会。
    （二）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的改革尝试
    1、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尝试。不只安徽和四川，也不光是指包产到户的试验。这期间的所有突破性尝试都为改革的发动起了推动作用。
    这方面的材料值得再挖掘。如广东、福建、甘肃等。
    据广东同志提供的材料：从1977年冬起，广东山区海康县、文昌县、紫金县、从化县先后有部分公社和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据《情系苍生??宋平在甘肃》一书提供的材料：该省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1978年10月就实行了包产到户。省研究室主任吴俊扬默许试搞，实行了一年，效果很好……。
    当时农村再度出现包产到户的尝试不是偶然的，不仅有当时思想解放推动的背景，还有自合作化后农村许多地区一直存在的深厚基础，禁而不止、压而不死。如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上，福建的领导同志发言提到：几年来，福建农村分田单干的土地达94万余亩，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13000多个。是否属实姑且不说，至少说明了农民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拥护。
    2、企业改革的尝试，如扩大自主权。当时有设想，也有行动。如7-9月国务院务虚会，四川试点。
    以上都为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
    八、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历史转折的推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对于改革开放的酝酿，必然要加速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而促成历史转折的实现。实现这一转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和根本利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共同促成了这一转折的实现。
    （一）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进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
    1、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倡导，为转折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思想氛围。
    2、国务院务虚会。
    3、邓小平的东北谈话，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
    （二）广大干部群众在各地区和各个领域的实践也起了推动作用。这方面应充分反映。
    1、尽管当时还要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口号，但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把经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2、理论界的推动作用。
    3、各地拨乱反正冲破阻力的情况。
    4、初步对外开放后人们开阔视野的情况。
    （三）中央与地方在促成历史转折中的互动
    1、真理标准讨论和解放思想。
    2、改革的尝试（如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扩大自主权），
    1978年10月，安徽的同志为万里准备的在工作会议的发言，提出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包括：人民公社体制，建议政社分离；农业学大寨问题，建议不再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过渡问题，大队核算的，群众不满意，应允许退回来；劳动计酬问题等。
    这方面的材料可能还有不少。
    （四）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1、会上的氛围和呼声实际反映了拨乱反正的进程（认识和实践）。
    2、会议的决策成为历史转折的标志。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在2005年第12期全国党史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课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