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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帮我修改新闻稿

发布日期: 2017-05-16 来源:

张哲明

  1957年12月中旬,周总理在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后,来到上海。
  他告诉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24日他要在上海警备区接见驻沪陆、海、空三军团以上军官。
  当时,我是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特约记者,负责新闻报道。政治部根据王必成的指示,要我参加接见并做好新闻报道。
  那是我第一次受命写有关国家总理活动的新闻报道,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不安,生怕完不成任务。那时,我们新闻记者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照相机和录音机,只有钢笔和笔记本。为怕记录总理讲话时出问题,我事先特地将几支钢笔都吸满了墨水,同时多备了笔记本。刚吃过午饭,我就匆匆赶往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礼堂执行任务。礼堂里按兵种划分了几个方块,坐满了1000名团以上军官。第一排就座的是身经百战的驻沪三军正副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将领,稍后就座的是陆、海、空三军的师长们。礼堂舞台上的首长席,则是留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周总理的。
  我当时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尉级军官,因为是记者,在会场上受到特殊照顾。不但同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一样被安排在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位置最近,而且我的座位前还特意安放了一张小桌子,便于我伏案记录总理的讲话。
  下午2点左右,周总理在王必成和陶勇等陪同下,大步走入会场。
  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登上主席台,同台上10多位陆、海、空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致意。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待会场气氛稍有安静,王必成马上致辞,热情邀请周总理给大家作指示。
  那天,周总理身着黑色呢子服装,神采奕奕。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三军驻沪部队表示慰问,随后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军队任务以及部队干部的思想动向,讲了敌我关系、党和军队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周总理运用辩证观点强调指出:现在世界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但不等于说,可以坐而等待胜利。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它还要挣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温床就存在一天。他要求驻沪部队干部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犯。周总理还谆谆教导大家,要保持和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官兵关系。
  总理讲了两个小时,内容广泛丰富。我集中精力,一边听一边紧张记录,连头也不敢抬,生怕漏掉总理的重要讲话。周总理讲话后,还同大家照了相。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对当时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北京《解放军报》闻讯后马上打电话过来,要我立即整理出一篇报道给他们发过去。
  听完报告已是下午4时30分了,时间十分紧迫。我匆匆回到办公室,翻开记录本,开始摘录总理讲话的重要部分,赶写成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低,对总理讲话精神一时领会不全面、不透彻,整理过程中把很多重要讲话给漏掉了,再加上时间紧,也来不及仔细推敲、修改,就匆忙通过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交周总理审阅。
  天渐渐黑下来,寒风吹打着窗户。我在紧张之余,忘却了饥饿和寒冷,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守着电话,等待首长的指示,不敢贸然离开一步。晚7点左右,周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周总理下榻的锦江饭店去取稿子。
  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放下电话就往司令部管理处奔跑。管理处听说周总理秘书通知我去取稿,都为我高兴、骄傲,马上派车送我前往锦江饭店。
  我到达锦江饭店时已经是晚上7点一刻了,工作人员早在门口等待,迅速将我领到周总理的房间。只见周总理还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帮我修改那篇稿子。他老人家抬头见我进来,和蔼地示意我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来等着,他继续埋头修改。
  不一会儿,总理修改好了,他面带笑容把稿子交给我。我本想说声谢谢,但当时太激动、太紧张,而且怕耽误总理宝贵的时间,拿了稿子就匆匆告辞出来。
  当我满怀兴奋,准备跨出锦江饭店大门时,总理秘书突然追了上来,把我的稿子又要了回去。我惊愕了一下。秘书告诉我,周总理看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想再看一遍。我对总理的敬重之情更为加深,于是跟着秘书返回总理的房间。周总理重新摊开稿子,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又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和蔼地交给我发稿。
  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稿子一看,只见每张稿子边角上,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有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
  我粗略数了一下,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总理改动的地方竟有30多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例如,我在整理“形势和任务”一段时写道,干部要“加强敌情观念”,总理在这句话前面加上“随时”两个字,又在这句话后面添加上“和战斗准备”。这样改动以后,这句话变得更加完整和准确了。又如,我本来写的是“军内上下关系”,总理把它改为“军队内部关系”。这样一改,这句话的含义就不同了,它不仅指军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军队内部兄弟单位关系、同志之间关系。再如,我在整理“军民关系”这一问题时,原来写的是“近几年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周总理把它改成“我们军民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有些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这样,既肯定了军民关系主流的一面,又指出局部存在的问题,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避免了提法上的片面性。我看着看着,不禁为老人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惊叹不已,佩服之至。
  下一步,我的任务是连夜发稿,北京《解放军报》还在等着我的稿子。
  经过一番紧张工作,终于发完稿子。我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内心无比高兴。深夜回到家里,紧张了一天,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党。
  第二天,《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了我写的新闻稿。主标题是《加强团结  提高警惕  巩固国防》,副题为《周总理在上海勉励驻军军官》。这篇新闻立刻传遍了全军的各个角落,也成了我记者生涯中有纪念意义的得意之作,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我在感动之余,曾经以《难忘的一件事》为题,向《解放军报》编辑部汇报了周总理帮我改稿过程和我所受到的教育。令我更为兴奋的是,我那份有周总理多处修改笔迹的新闻稿,已经不是一般新闻稿了,而是周总理关心军队建设和新闻工作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纪念意义。后来,《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特地把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物,珍藏在军事博物馆,让周总理关心部队建设、关心新闻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展现,激励后人。
  (摘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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