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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一家的抗战

发布日期: 2017-05-31 来源:

陈海君

  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部成立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树起了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大旗。从那时起,我的父亲、姑姑、叔叔、舅舅舍家与同乡许多人在党的领导下,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起抗战时期的村史、家史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由于村里参加八路军的人多,日军便经常到村里进行扫荡。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的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一次,敌人包围了村庄,把村里人都集中在村头的打麦场,挥舞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着村里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年迈的爷爷也被敌人五花大绑地拖到众人跟前,打得遍体鳞伤。敌人威逼他,让他指认出村里的八路军干部,爷爷没有透露任何消息,宁死不屈,最终左眼被日本鬼子打瞎。爷爷后来给我讲这段经历时说:“其实,那时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不能说,因为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出生入死的。”
  为了打击敌人,也为了保护老百姓,在冀中,吕正操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天夜晚,敌人又来到村里进行扫荡。母亲随村里人一起,领着大哥、抱着不满周岁还在吃奶的二哥钻进了地道。时间久了,二哥哭闹起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母亲用手紧紧捂住二哥的嘴,不让他哭出声,看着孩子被憋得难受的样子,母亲的泪水一滴滴落在孩子的小脸上。我曾问母亲,这样捂久了,哥哥万一出事怎么办。母亲平静但又动情地对我说:“那时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来敌人,为了大伙,顾不得那么多了。”
  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却用最大的母爱,精心照顾着去前线杀敌的姑姑和叔叔留在我家的孩子。那时,姑姑是女游击队长,姑父在县武装部工作,婶子也随叔叔参加了八路军,孩子在家无人照料。平日里,母亲会用各种做法料理家里仅有的粮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吃好;寒冷冬季,母亲也会让留在家里的孩子们穿上较厚的棉袄棉裤,而把仅剩下的很少的棉絮给自己的孩子做成薄薄的棉衣。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手,她为八路军做军鞋,给养伤的子弟兵缝补衣服,为抗战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
  大姑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子弟学校的校长,一个舅舅在太行山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叔叔和二舅是白求恩的学生,与白求恩在前线抢救过无数的伤病员,过度的辛劳落了一身的残疾。新中国成立后,已是解放军某部医院院长和山西省卫生厅厅长的舅舅和叔叔,带病继续在忘我的工作,直到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父亲常教育我:“那时一场战争打响,不知是谁就回不来了,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为革命牺牲。”但父亲很少讲自己的革命史,他的许多革命事迹还是我从亲朋好友和来北京看望父亲的老乡那里知道的。
  父亲名叫陈炳文,1908年生,保定人。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9月参加革命军,随冯玉祥绥远誓师,开始北伐,任连队干部,多次在战斗中负伤。伤痛虽给父亲带来身体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歇。
  抗日烽火燃起,在国家危难之时,父亲又积极投入到抗战前线。在党的领导下,村里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父亲担任抗日自卫队大队的军事教导员。虽然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不精良,但斗志却无比高昂。父亲说,我们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和八路军紧密协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多次进攻。每一次战斗打响,父亲总是不顾身体的伤痛,勇猛冲在前,他和他的战友拼杀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在一次战斗中,父亲又不幸中弹,腰部腿部受伤更加严重,后因不能亲临战场杀敌才在后方工作,担任冀中抗日子弟学校后勤主任,为战士后代和伤病员提供给养。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的凶残的五一大扫荡,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姑姑身为子弟学校的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生活条件越来越差,就找到了父亲,成立了猪毛合作社,由父亲担任社长,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绕过多处日伪军挖掘的封锁沟和多条封锁线,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由于封锁十分严密,有的社员在穿越封锁线时牺牲了。父亲对我说,带回的孩子们的生活用品是用生命换来的。每当回想起先辈们的抗战经历,我总是感到骄傲。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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