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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柏坡到北京的日子

发布日期: 2019-03-12 来源:

谷吉生

  众所周知,西柏坡是革命圣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扭转乾坤”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经历了从西柏坡到北京的不平凡的时期。多年以来,西柏坡情结一直让我魂牵梦绕,尤其是近年来报端上不时出现谈论“西柏坡精神”的文章,更勾起我的回忆和思考。我所经历的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但从中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的闪光之处,也使人联想到当前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深深印入脑海

  我是1948年8月到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的。当时中央机要处设在河北平山县的北庄,离西柏坡很近,而机训队则设在离北庄十多里路的天井村。机训队主任是延安过来的“老机要”,司务长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记得刚到机训队不久,领导就传达说毛主席讲了,五年之内从根本上打败蒋介石。大家听了很高兴,认为胜利有望了。过了没多久,又传达说:毛主席讲了,一年之内从根本上打败蒋介石,当时大家更是无比兴奋。
  党中央在西柏坡经历了两个大转折:一是军事力量的大转折:二是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大转折。毛主席刚到西柏坡时,蒋介石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经过4个月的斗争,到1948年11月,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的军队由近400万人减至290万人,而我军则由200余万增至300余万,我党在军事力量上由劣势转为优势,由防御转为进攻。这就是开始讲五年之内而后又讲一年之内从根本上打败蒋介石的根据,也是实现第一个大转折的标志。当时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平津战役还没有打响。后来的形势发展更是势如破竹,到1949年3月,党中央就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了。我在机训队的半年多时间内,捷报一个接一个,正是发生惊天动地大变化的时候,所以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我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精神让人难忘

  当时机训队在天井村没有宿舍,近百号人分住在老乡家中,把一所有天窗的旧羊圈打扫干净,作为开会、上课、听报告的活动中心。大家在旧羊圈里席地而坐,认真听讲,情绪高涨。那时每天的伙食是小米干饭炒南瓜,大家蹲在地上一圈一圈,围着一盆南瓜吃得香甜。遇到改善生活,伙食委员就在队前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吃豆腐!”当时能吃到豆腐是十分高兴的。一位老战友在一首打油诗中回忆道:“天井村内大羊栏,收拾干净挂黑板,开会上课好场所,周末齐集歌舞欢。冬晨起床村东去,陆续来到小河边,破冰取水漱洗毕,精神抖擞志更坚。青菜南瓜是佳肴,香味扑鼻小米饭,一心专注在学习,团结紧张乐无边。”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没有一个人叫苦,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刻苦学习,努力增长才干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应有之意。谦虚才能知不足,知不足才能努力学习。当时努力学习的精神给人印象深刻。学政治,学文化,苦练翻译电报的本领,那种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的情景,让人难以忘怀。
  1948年10月的一天,朱总司令要接见我们,向我们讲话。我们早早来到北庄机要处,坐在一所青砖铺地的院落中,朱总司令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慈祥地向我们讲形势,讲革命道理,讲机要工作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娃娃们,要努力学习,多掌握一些革命的本领,将来我们的国家要交给你们这一代人来管理……”当时真是热血沸腾,想不到胜利就在眼前了。记得有一位年纪较轻的女同志问总司令:“总司令,你出来这么多年,想家吗?”总司令说:“我不想家,革命者四海为家嘛!你想家吗?”这位女同志说:“我也不想家,就是牵挂妈妈会想我。”逗得大家哄然大笑。1948年春,在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下,办公厅机要处建立了“北庄业余中学”,毛主席让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兼任教员,为迎接全国胜利,努力提高干部的文化、业务水平。大家心里也清楚,如果安于现状,不努力学习,就无法适应胜利后的新形势。所以刻苦学习是当时中央机关的一个突出特点,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七届二中全会使人头脑更清醒

  1949年3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当时我们去北庄时,看到西柏坡周围的山上支起了高射炮,知道在开重要会议,但不知是什么会。后来听了传达,知道了会议内容,知道了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他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传达时还结合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思考李自成失败教训的情况,对“两个务必”进行了讲解。当时虽然对提出“两个务必”的深远意义认识不深,但知道这是党中央进城前向全党提出要求,敲响的警钟。有些话如“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等深深地印在了大家的脑海中。
  现在看来,七届二中全会是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开始,是实现第二个大转折的标志。”两个务必”的提出,是在对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后,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瞽示。在中国历史长卷中,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开国时励精图治,甚至创造了“太平盛世”,奢靡腐化之风随之泛滥以后,国运便由鼎盛走向衰亡。如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是当时中央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精通中国历史,深知存亡兴衰之道的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提出“两个务必”,就是为了走出一条摆脱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事实证明,“两个务必”为我党进城后继续保持政治本色,从胜利走向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进城后不忘“两个务必”,西柏坡精神继续闪光

  我们机训队是于1949年3月27日乘坐第四野战军派来的大卡车到达北京香山的,毛主席住在半山腰的“双清别墅”,机要处设在眼镜湖边的“慈幼院”。我被分配在机要处的一野台,参加翻译中央与第一野战军的来往电报。当时的形势是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蒋家王朝。那时的工作是不分昼夜、无固定睡眠时间。记得解放西安、解放兰州的电报是半夜由我翻译的,那个兴奋劲把瞌睡一扫而光。当时虽然进了北京,但还没有打字机,翻译出的电报要一次复写五至七份,分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天长日久,我的右手中指走了形,生出一个大硬块,心中却感到很幸福,因为自己的字是给领袖们看的。
  进北京后生活仍很艰苦,由吃小米干饭改吃从东北运来的高梁米干饭。有人不习惯,闹肚子,但毫无怨言。我当时穿的鞋子烂了,到后勤处去领,说已无鞋供应,只好赤脚走路。在农村无所谓,可是在堂堂的北京城,在党中央办公厅,光着脚进出,实在感到不是滋味,但仍然坚持工作。后来一位老同志给我弄来一双木板拖鞋,走起路来呱呱有声,甚感满足。当时在“两个务必”精神的鼓舞下,大家以苦为乐,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
  译电工作是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毛主席说:“必须十分保守机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所以实行“二人通行制”,一个人不准出门,而且私人来往信件不能自己拆封,先给领导审阅。当时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有一位领导曾经打比喻说:共产党员好比一块优质木料,革命需要你做成一尊菩萨,你就天天受人跪拜;革命需要你做成一只马桶,你就得承受委屈,一切服从革命需要。那时我们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悠悠往事如前,多年过去了,人们仍感到那时的精神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摘自《党史博采》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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