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曾昭正 曾宪德（整理）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
　　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在此度过几乎整整一年。冼星海是我尊敬的导师，我有幸和他一道经历了这段岁月，聆听了他的教诲，也曾经荣幸地被他视为战友。

汉口精武体育会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
　　4日下午，二队迁到离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汉口精武体育会。次日，我们到精武体育会时，竟已是门庭若市，人来客往，加上围观的，好不热闹。我们穿过人群进了门，在二楼看到了冼星海。冼星海穿着棕色旧呢西服上衣，系黑色领带，衣着大方，既气宇轩昂，又给人以诚挚朴素的印象。我上前作简要自我介绍时，立即从他有力的握手和微笑的眼神中体会到他的友好。作为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受到我所敬仰长者的热诚欢迎，心情十分激动。
　　可能是冼星海见我有点拘束，主动对我说：“我也教唱歌，在上海很多地方，这次沿路也教。”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立刻感觉气氛轻松起来，如释重负。
　　冼星海又问了我很多话。他非常关心武汉歌咏运动的情况。当我提到武汉歌咏活动发展很快，但苦于教唱歌的干部太少，很多人不会指挥，配合形势的新歌曲也为数不多时，冼星海似乎早已料到。他说，上海、开封、郑州也都是这样，并若有所思地说：“以后可以办一个专门培养指挥教唱歌的训练班，选一批唱歌水平较高的青年参加。”至于指挥，他说，不要看得太神秘，一般歌曲的指挥很简单。他接着又谈到，这次路过开封，他见到那里的歌咏运动发展得很快，有一位青年马可，很活跃，会作曲，“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歌单说：“这是马可新作的歌曲。”我一看，是马可用钢笔抄写的歌稿《游击战》，冼星海对着歌单哼唱了三四句，然后递给我说：“这支歌作得很不错，送给你。”
　　冼星海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待人接物诚恳亲切，一见如故，让人肃然起敬。初次见面，他就和我促膝交谈一个多小时，还同意晚上陪我去参加教唱活动。其实，他当天时间早已安排得非常满。下午，他先去“凌霄游艺场”（在今江汉路旋宫饭店）参加了欢迎茶话会，会后又遇到空袭。警报过后，仍不忘立即和我一起去“青年会”与武汉民众见面，当场就指导大家唱他作曲的《拉犁歌》和《青年进行曲》，然后教大家唱《抗敌歌》。一直到天已全黑，又应邀赶去广播电台为武汉市民教唱。
　　汉口精武体育会是一处群众习武练拳的场所。位于汉口吉庆街惠通路口，是一幢三层楼房。自从二队借住以后，这里更加热闹起来。来访的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门前窗外又经常挤满群众，加上正好金山在一楼大厅里为登门求教的文艺团体导演独幕剧，很多人都看过《夜半歌声》，有些街上还贴着它的海报，谁不欣赏由他扮演的“宋丹萍”呢？引来更多的人围观。金山令人眼花缭乱的示范表演让大家看得如醉如痴，舍不得离去。
　　精武会二楼是办公事的地方，三楼是宿舍。冼星海来汉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38年4月搬到武昌三厅后，还常来这里下榻和写作。

汉口业余歌咏团

　　冼星海到武汉只几天，希望到我们“业余歌咏团”和群众见见面。我正想约他到歌咏团去教授指挥，当然求之不得。我便讲明意愿，又介绍了一些情况。他都欣然接受了。
　　“业余歌咏团”是武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借用大智路韩家巷保安公益会地方练唱救亡歌曲。成员主要是工人、职员、中学生、小学教员等，先后有200多人参加，但流动性大。通常都有几十人聚集活动，这天听说冼星海要亲自来教指挥，来的人特别多，整整齐齐坐满了一堂。冼星海见到很高兴，对大家业余时间参加救亡运动表示钦佩，勉励大家学会了唱救亡歌曲要教别人唱，用歌咏宣传抗战，发动周围群众。
　　他先领导全队练唱学过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几首歌。稍有不妥的地方，便停下来自己唱一两遍示范，详细讲解轻、重、强、弱和感情。大家兴趣被调动起来，效果非常好。接着，冼星海要每个人都站起来，排成做体操的队形，左右手横向摊开，拉开间距，学习指挥。他自己背向大家，要所有人都模仿他打拍子的手势，嘴里念着“一、二、一、二，重、轻、重、轻”。待绝大多数熟悉了动作要领后，就用《青年进行曲》来练习。他领着他们一边唱，一边做指挥动作。自己又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检查，纠正姿势，直到全体掌握了规律，再正式排练一次，像通过考试才算及格一样。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般教。教会二拍子后，又教三拍子、四拍子。
　　这是冼星海到武汉后第一次系统教学。他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欣喜和感动，情绪十分热烈，都打心眼里喜欢他、尊敬他：“冼先生真耐烦，一点架子都没有。”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冼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了100多首歌曲，“业余歌咏团”往往最先唱开。例如《新中国》《在太行山上》《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祖国的孩子们》等著名歌曲，连以后由他亲自创办和指导任教的“海星歌咏队”也不能相比。
　　令人难忘的还有请他到“武昌业余歌咏队”教课的一次。那个队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店员、学徒，但学唱歌热情很高。原是我每星期一次晚上去那里教唱。他们都听说“汉口业余歌咏团”请冼星海教过指挥，就希望冼星海能到武昌来一次。我担心过江路远，人太少，觉得很难开口。但是，当我用央求的语气向冼星海转达时，他立即满口答应。那时正值严冬，碰巧约定的那天晚上又是暴风骤雨。我陪冼星海乘轮渡去武昌。到达后，却见到歌咏队全体成员早已正襟危坐以待，唯恐有变化，见到冼星海按时到达，兴奋不已。冼星海和在汉口业余歌咏团一样，认真热情地为大家上好了这一堂课。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南京沦陷后，全国音乐界同仇敌忾，团结全国一切的歌咏工作者和音乐界人士，组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统一战线已是大势所趋，时代所望。
　　冼星海随二队到大冶、石灰窑（即黄石）巡回宣传演出回汉后，即和张曙等人一同倡议。在广大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和歌咏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下，1937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在汉成立。我和李行夫都是委员。
　　翌年1月17日11时，这一全国性救亡歌咏组织正式在武汉“光明大戏院”成立。
　　这天，冼星海担任大会主席，王云阶任司仪，刘雪庵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将当日定为全国歌咏日。“业余歌咏团”还参加了下午的歌咏大会，“孩子剧团”也参加了演出。
　　歌咏协会的委员中，我记得的音乐家有黄自、冼星海、刘雪庵、盛家伦、吕骥、沙梅、张曙、贺绿汀、何士德、王云阶、周巍峙等，未与会的著名歌咏活动家刘良模也在其中，我们武汉的有熊务民、李行夫、夏之秋、江定仙、林路和我等，共计35人。同月，冼星海与张曙、王人艺、曾昭正、李行夫、盛家伦、安娥等21人被聘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